第一个侵权案件
“具告状人周让仙，本案苦主周士道之父。家住本邑李家庄。年35岁。
呈为小的儿子于本庄李富贵家羊圈被羊圈顶棚木板击伤花费巨资疗伤之情事。
小的儿子年方10岁，平日不受简束，性嬉恶学，小的常持棍棒追逐之，无外乎劝学归正也。士道每每于李富贵家某处羊圈躲避。因该处羊圈天棚某处木板冻裂，李富贵不尝修葺之，加之天雨滂沱，士道不慎触碰支柱而木板坠之，击伤士道，并花去巨额疗伤资费若干。
小的查本朝律例，本案当用“赎铜入杀伤之家”也。若李家驳曰本条仅得用于蓄养牲畜、牛马骤驰伤人及庸医杀伤人，而小的诉请为悬挂之物伤人，不在此例。
小的辩称：因律例条文之限，不可囊括万千之种种，唯有举一例而避无限之穷尽也。律例也许类推而适用之。如此故，“赎铜入杀伤之家”应推而准用之。
若李家驳曰羊圈乃其私有，故士道非其邀访之客，也非若酒肆食肆之宾客，故其无须顾虑士道身之安危也。且屋瓦木板非蓄养之动物，乃静态之物，不可类推而适用也。
小的辩称：虽屋瓦木板非蓄养之动物，然若李家诚然知有访客，其必担有修葺完善规避风险之发生之责也。动态则不得操危及来客身体之安全之责，静态则负有修葺凡有危及来客身体之安全之瑕疵之责也。
若李家驳曰其尝告知士道此处之风险，可免于责任。
小的辩称：据小的委托之人严肃先生查考先进之邦国之律例，告知之责乃为其次，次于勤勉修葺使来客无身体之危险之虞之责也。虽该处木板瑕疵为显而易见，常人如士道亦能辨之认之，然十岁之小儿如士道者其心智水平，不可谓其可知悬挂之木板一旦坠落可击伤之情事也。故李家告知该处瑕疵，不能免其勤勉修葺之责。
以其“知”或“应知”吾小儿士道常于此处藏身，其对士道负担之身体安全之责任应变本加厉，不但应告知瑕疵之所在，且须修葺该处瑕疵，使其不具伤人之虞也。
故此，小的料大人洞烛奸邪、铁面无私，特呈请大人判李家负担小儿士道之疗伤费用之赔偿。”
瑷珲城此时尚属于一个小县，龟县令也是刚刚从外省调任，若按照清朝县衙的设置，通常还有一个“县丞”（相当于副县长）和一个“主簿”（县财政局长）和一个“教谕”（县教育局长）和“教导”（县教育局副局长）。这都是朝廷命官。而“未入流”的官员，包括“典史”，相当于县公安局长。由于从龟县令从外地来，从事呈上达下、有时候做贿赂之事的“掮客”的，就需要仰仗他从外地带来的“常随”。一般初来乍到的官员，稍通厚黑学的，身边需要一个“恶人”，为他立威。龟县令也不例外。他可以做低姿态以融入当地的权力执行层，也可以扮白脸，杀伐决断。
因此，他的权力就像是有根绳线牵制着的，不是无限的。按照官场的不成文陋规，上要奉“炭敬”（冬天送的贿赂）、“冰敬”（夏天送的贿赂）、“别敬”（离别时送的贿赂）、“年敬”（每年送的贿赂），往下，还得忍受下属官员和其他“官吏”每每甩脸子示威。
所以，当龟县令跟严肃提到典史这个空缺的时候，他也是提了一嘴而已，并没有把话往开了说。龟县令想必是已经看过了严肃写的诉状，领教了他的才干。和他的促膝而谈，也增添了龟县令认为严肃是一个可塑之才的笃定。
严肃受到很多相亲的好评，很多肉麻的话，听得时候久了，他自己居然恍惚相信了。意识到这一点，他也“三省”、“三十省”其身了一番。提醒自己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自知之明。
龟县令抛出了这个橄榄枝，严肃回到大车店写这份诉状的时候，突然像开了窍一样，明白了他的潜台词。
之所以显得“愚钝”，还是因为严肃压根也没有往“仕途”这方面想。在一个封建王朝做官难，另一方面，严肃做的一切，并没有把任何的功利当做是自己的回馈。
龟县令还免露不忿地提到了一个下属，严肃记不清他的姓名，但是知道他姓“冒”（冒英奴）。
严肃对自己在龟县令提到这件事之后没有明确地谦恭一回，感到后悔。他显得是一个不谙世事、人情不练达的懵懂青年一样。
谦恭不仅让对方感到舒服，而且也会堵住很多对他攻讦的人的嘴，至少让他们觉得你自己认为“不配”，因此丧失了攻击的火药。
冒英奴是那个和严肃有过节的衙役的同伙。
冒英奴手下和那个衙役手下都有十多个在朝廷没有任何“编制”的“帮闲”，一般追拿逃犯、监视可疑人员、征收税赋等等的临时工。
上一次堵住严肃的马车并且企图殴打他的，就是冒英奴手下的人。因为清朝规定衙役无正当理由不得离开县衙，所以冒英奴张罗了一帮手下的帮闲，给那个衙役送了一个“人情”。
严肃在受袭时没有多想，反而是回到大车店之后，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就像一个时间已经很久的伤口，最近才揭开，才让他知道疼痛一样。他是外地人，他是无权无势的人——这两点，足以让他们觉得伤害他不会有任何后果一样。
冒家不在江东，而是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由于父母是地主，多有资产和门道，冒英奴稍通文墨，也足以够得着县衙的权力枢纽。冒家和瑷珲原来的县官交往甚密。凭着冒英奴的天资，是无法考得上功名的，所以他也很乐意在衙门某一个差事。他也是奔着典史这个官职去的。
新县令的到来坏了他们的好事。他们编织的权力网络、各种卖好投机，都变得没有意义。
冒英奴也是一个好逸恶劳的花花公子。由于家里多有财资，加上天性使然，他个性倔傲，飞扬跋扈。家里的田地，从来看不到他躬耕的身影，但是，始终对新奇的事物有着永不褪灭的兴致，在担任衙役之前，始终跟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
如果把他放到清末明初，他可能是一个“革命党人”；如果把他放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他可能是那些穿着喇叭裤、肩上扛着录音机的时尚青年中的一个。
虽然不能称之为“放浪形骸”，但是，冒英奴是那种看不起诚实劳动，总想异想天开、轻松“发达致富”的人。
严肃始终相信，从小就没有接受到充分的品德教育的人，是危险的。
“小恶”不除，必然损“大善”。
恶在一个人心中占据的空间，必然要驱逐善在一个中心所占据的空间。
不论多小的“恶”，对应的必然是在他心中的“善”的逐步泯灭。
换句话说，自大和自私的毛病，和一个人成年之后杀人越货之间，似乎互相没有瓜葛，但是，如果详细考察，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严肃则不然，严肃属于和任何阶层的人都能融洽相处的人。也不是高高在上，让他的同理心泛滥，而是确实设身处地地从这些劳动者的角度思考问题的。
强者接近弱者，比弱者接近强者要更容易。
所以，严肃更加觉得有必要融入这片黑土地，要知道他们所想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诉求和希望。
东北的冬捕有的时候持续到3月份。这种规模和气氛极似农村大集的活动，常常吸引无数群众围观。
第二节 初识胜诉滋味，旧县令留下的司法黑暗烂摊子
李玉红和那个他介绍的“客户”周让仙，一个月里有好几趟往大车店跑，探听他们的案子的进展。这种通常县令只是在二堂三堂而非正堂进行“堂审”的小案子，无非是县令召集个把两个师爷和胥吏一袋烟就能当庭判决的事情。不过这种小案子突然在严肃心里变得分量沉重起来。无关乎“仕途”，无关乎个人名誉、好处，而是一旦接手了这些案件，他忽然有了个人厉害与之攸关的感觉。看似很烂的网络游戏，也会深陷其中，因为你已经被分配了角色。李和周的频繁催促，也让他心中过意不去。他是一个欠着别人人情或者别人央求他办什么事都很放在心上的人，不愿亏欠别人。
严肃一面想起李和周急切的面庞，一面又张罗着再跑一趟瑷珲。案件虽小，但是苦主近似哀求的神态，让他不好受。愁苦、穷困，在他们仅仅是青年和中年的脸上雕刻了道道印痕，似乎比家境宽舒的人们脸上下手更狠、更为频繁。穷困和走投无路导致的忧愁，不如说是一种生理反应，不是开着旁人的劝慰和鼓励就能解脱的。
严肃又来到了瑷珲。
这一次，出于龟县令的关照，他们的案子在两三天内就开始了审理。严肃往返于大车店和瑷珲城，安排李玉红和他的“前夫”以及周让仙和李地主应诉。
审理过程极为简单。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清朝律法本应该扮演主角，但是却少见他们提起。在他们审理过程中，第一，少有物证；第二，天理人情儒家礼法是“主场”，清朝律例是“客场”。
天理是能上台面的大道理、社会之伦理；人情无非是不便明说，但是待人接物、善待他人的道理。
严肃因为他的民间身份，不被允许作为辩护人或者苦主代理人身份听审，仅作为旁听人员参加听审。
在李玉红一案中，县令对严肃提出的、针对两匹马如何分配采纳“便利一方生计”原则非常的首肯。虽然看出龟县令貌似把这个点子的功劳归为己有，但是严肃还是心底里暗暗地高兴。
这个原则的取胜，看似毫无悬念，也不是什么重大的战果。但是了解清朝关于婚姻法律的人都知道，“妻”在人格上是附属于“夫”的，“夫”有权休妻，而妻子只能在称为寡妇之后才能再婚。在财产上，也是丈夫独掌财政大权，所以，这个“胜诉”让严肃倍加振奋。
在周士道诉李地主一案中，却进展没有严肃想象得那么顺利。
李地主被传唤进了“三堂”，脸上带着让人迷惑的那种自信的、旁若无人神情。严肃一眼看出，这并不是他对自己的案件胜诉有把握，而是肯定在底下使了银子（可能收的是龟县令的长随），这给了他那种底气 。
李地主和周让仙在龟县令的公案前跪下。
龟县令首先命令周让仙呈上自己的诉请以及理由。
龟县令又命令李地主进行了辩护。
龟县令面朝周让仙：
“既然你明知你儿不受管束，为什么不加强措施，使他此后不敢再往李家的羊圈跑呢？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你儿受伤是他自己跑到别人的羊圈而导致的，为什么把这个罪过归到别人的头上呢？”
旁边的师爷和胥吏都纷纷首肯，作出一副这不是明显你的错吗你还在这里当苦主的神态。
“你的诉状里面又说，李家应该对房梁上的木板没有修理承担责任。你岂不知木板是不动的，动物才是不受管制的。牛犬伤人自然有主人赔偿，木板是不会说话的，它岂能伤人呢？这分明是你的儿子自己不慎，给自己找了麻烦。”
周让仙一时语塞。
龟县令又说道：
“本官念你们是邻居，既然是相邻友好，就没有必要今天这个打官司明天那个打官司，给我们县衙添累。因此，为了督促睦邻友好，也念及李家没有及时修缮房梁造成祸害，我命你们二人分担疗伤费用。”
旁边的一个胥吏，早就按捺不住对龟县令有偏向周家的倾向的不满，插话到：
“龟县令心肠好，但是属下还是认为李家不应当承担责任。”
龟县令以探询的眼神扫视全场，好像是希望有人搭茬，给他支持。
但是，严肃的身份是被严格禁止在审理时发言的。
这正好给了严肃一个机会。
严肃壮着胆子，给在场的人们上了一堂房产主人对他人的“注意义务”的课。
龟县令没有制止，那两个师爷和胥吏以及旁边站着的一个衙役却在各种不断试图制造杂音，取笑严肃不知礼数。
想必师爷和胥吏都是看过严肃写的诉状的。他们肯定也是藏着十八个心眼、憋着一百个理由，要把严肃的辩护驳倒。
严肃看着他们轻蔑的眼神，看到龟县令神情淡定，并没有要他马上闭嘴的意思，就又壮着胆，质问李地主：
“既然你知道周士道每次都跑到你家羊圈躲避，又明明知道这个羊圈木板已经朽坏，为什么不修缮一下呢？”
李地主憋着坏笑：
“我家大的羊圈有十多个，哪一个木板朽坏了，哪一个木板没有朽坏，我还用知道吗？我怎么知道木板砸的是人，不是羊呢？如果是砸的羊，我认了。如果是砸的人，那怪就怪他命不好。人没有砸死，那属于他造化大。我没有追究他擅自闯入我家羊圈的事情，已经不错了。”
“命不好”？严肃听得自己的肝乱颤。
说别人“命不好”的人，往往出于傲慢或者出于无知。如果他“命”比你好，他就逃不了高高在上的意味，潜台词是虽然看你可怜但是抱歉我帮不了你；但是，如果是一个“命”不如你的人说的，至少他还能在情感上给你“一臂之力”，安慰到你。
严肃压制着自己对李地主的傲慢的愤怒。
“你在回避问题。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知不知道周士道经常被父母追打，跑到你家羊圈？”
李地主采取策略性的沉默。
旁边的人已经炸开了，纷纷表示对严肃思路的蔑视。
这时，一个师爷对着龟县令的耳畔轻语了一番。龟县令作出要马上结束此案、当庭宣判的姿态。
严肃这时已经风度啊什么的都顾不上了，大声地斥责李地主：
“龟县令刚刚说的好，既然是邻居，就要敦亲睦邻，这是大清律法存天理促人伦之所在！你明明知道周士道每次都往你家羊圈跑，却不对那个羊圈作出修缮，分明是没有把他当做邻居善待！再说，他这么多次跑到你家，从人情天伦来说，他就相当于你邀请到你家做客的宾客。如果你家木板砸到了你的客人，你不是当然地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严肃把“注意义务”的论述放到了“天理人情”的范畴之下，因为他知道，在清朝判案，无论现代多么先进高明的法律理念，都需要卑微地向“天理人情”拜服。
龟县令看严肃说的入情入理，就顺势也向李地主盘问起来：
“你是否真的明知周家儿子常常跑到你家那个羊圈躲避？”
因为是龟县令发问，李地主这回没有理由闭口不言了，就嗫嚅地答道： “是的。”
龟县令心里肯定感激严肃给他一个很大的台阶。似乎满堂的人都站在李地主一边，但是只有严肃站到了他一边。
龟县令是举人出身，这是仕途的“正途”，他看不起哪些靠着老子的荫护、别的官员的保举或者花钱买官的人。他当然也看不惯一些表面上恭敬但是打心底里瞧他不上的哪些胥吏、师爷、文吏。这些老于世故、权力执行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并非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抱成一团，但是实在有的时候让一县之父母官显得笨拙，抢走了他的“高光时刻”。
接下来的宣判是水到渠成。周让仙胜诉，李家必须赔偿周家全部的医疗费用。
经过这两场审判，严肃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龟县令对他另眼相看，而他由于自己的不寻常的身份，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严肃压抑住自己的兴奋心情，在和县令道别之后，就离开了县衙，回到了他们住店的地方。
但是，由于案件后续需要办理一些必要手续，以及李玉红来到了县城禁不住女孩子爱逛的天性，一行人就打算在县城再停留一两天。
隔天，严肃也在县城逛了几圈，打算更多了解一些风土人情，但是他更多的是想要知道这个即将在世纪之交风起云涌的年代，有一些什么样悄然的变化。
严肃来到了县城最宽阔的一条街。这里是下午的时光，路两侧的小商铺和摊位的叫卖吆喝声不绝于耳，身边有各色马车行人经过。
严肃一心要寻找哪里有卖报纸的地方，没有顾及身边的人群。突然，一声呵斥在平地里炸响：“不要跑！”
严肃一看，两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抓住了一个不断试图挣脱的年轻人，而他突然感觉口袋里的刺绣钱包被人抽走了一样。
两个壮汉（侦拿偷盗犯的衙役）把那个年轻的“小偷”双臂反剪押到严肃跟前。
厉声对小偷说：“是不是偷的他的？”
小偷低着头确认。
一个壮汉对严肃说：
“这位爷，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做个笔录，证明你的钱包是他偷的。”
对成年男人称呼“爷”，是旗人才有的传统。严肃感到受宠若惊。
清朝东北有不少户口是旗人。这不怪，这也是他们起初崛起的地方。
没想到就在去县衙的半路，两个衙役中的一个让另一个衙役自己一人带小偷去县衙，他自己和严肃有事要商量。
严肃不明其理，就任由那个衙役把自己带到了一处酒楼。
酒楼的二楼一处有屏风的包间，已经坐了三个看神情气质就知道是担着官差的男人。
众人看到严肃就神情庄重地起身欢迎。
那个衙役（名字叫做孙驰）示意众人坐下。
原来这群衙役，是不同于冒英奴的另“一伙”人。都是衙役，但是，不能因为池塘里有几根棍子是弯的，就说所有棍子是弯的。而且，就是因为其他的棍子不是弯的，是直的，必然要遭到弯的棍子的排挤和攻击。
换句话说，这是针锋相对、互相对着干的两股势力。
严肃心里惊叹，我这回来瑷珲真是“来着了”。
严肃自己也知道，既然都已经明面上和冒英奴一伙为敌，那么和冒英奴不对付的那些人，必定会把他当做自己人。
他以前做的一切，都仿佛是已经立下了“投名状”一样。
一番觥筹交错，大家吃的酒足饭饱。严肃的猜测非常准确。虽然他们貌似没有把所有的“底”都交出来，但是距离无话不说已经不远了。
原来，此前的县令姚淼，被调离之后，最近擢升为南方某地的知州。而这个姚淼，和本地黑河府知府属于同年的进士。二人虽然没有见过几面，但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样也算是一种臭味相投的“金钱之交”了。在政治利益上，他们互相投其所好，互结同盟。
姚淼此前担任县令重用的冒英奴，因为有新县令的打压，不敢过于放肆。但是现在突然又像翻身了的咸鱼，越来越不把新县令放在眼里。
旧县令任人为亲，贪污国帑，大肆收受贿赂。好好的一个县，被他弄得司法黑暗、乌烟瘴气。现在很多百姓把他们的案子翻案的希望寄托在了新县令身上。但是，可巧不巧的，冒英奴这帮人又突然拿到了尚方宝剑。
这个尚方宝剑，可以说就是冒手里由旧县令题词相赠的一幅画。冒英奴每每拿出这幅画，明里暗里点出他和旧县令之间的“故友”关系。让怀疑他的人闭嘴。
像任何一个童年的时候有很多幻想的人一样，在童年，如果大人欺骗他说水稻像竹竿一样高，草莓像香蕉一样大个，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循规守矩，他们也是会相信的，因为他们的眼中世界就可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正直的人即便是在成年之后“世界以痛亲吻”他很多遍，他仍然相信和坚持善良。
而恶人，用一个似乎不太妥帖的比喻。秦朝时的丞相赵高，蹲茅厕突然对人生和世界有了恍然大悟一样的顿悟。他看着茅厕里面扭动身躯的蛆虫，大概是突然觉得世事和人生不过如此，都是如此污秽。一切的美好，似乎都是虚假的、虚幻的。
善良的人坚信污秽是一小部分，是可以剔除的部分，而恶人大概觉得一切皆是污秽，而善良让他们变得软弱。所以就有了“指鹿为马”。
第三节 “软脑壳”案；“孟母三迁”案——风月场所带来的噩梦
这些衙役似乎料到严肃是那种心里藏不住事的人，就一千个叮咛一万个嘱咐，对他说：“我们说的这些事，哪儿说哪儿了。先生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人头比他们少，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这些在冒英奴手下的人，有的确实是冒通过各种手段拉拢、铁定心思跟定他的游手好闲之辈，但是有的则是屈于他的淫威。
瑷珲的老百姓只知道如果出了事，最好落在他们这拨人手里，而不要老在冒英奴这拨人的手里。
平时这帮人逍遥跋扈，骚扰证人、毁灭证据、恫吓威胁苦主。
现在又添了一件恶行——自愿充当老毛子的内线，透露江东六十四屯富户的地址，对老毛子的劫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严肃本以为他们不过是盘剥百姓的好处而已，没想到他们会居然不在乎充当人人唾弃的“汉奸”角色。前者是体制的缺失，是内部的矛盾，后者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严肃以前在职场尝惯了做绿叶衬托别人的角色，不用说这次众人簇拥着他，让他在C位，让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被抬举的感觉。大家这样“待见”他，可能一是因为他读过书，另一个可能是大家看到他在知县面前受到赏识。当然，不排除龟县令暗中早就策划好了所有的安排。
他走出酒楼，脚步既轻快有有些沉重——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不是膨胀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这个蝴蝶的翅膀，是不是能够扇动瑷珲这个地方的风暴，改变一些人的残酷命运。
回到大车店后，由于两个案件的胜诉，严肃兴奋地在房间里踱步了良久。
几个混得比较熟的伙计到菜场买了食材，准备做小鸡炖蘑菇、白菜汆肉，给他接风庆祝。严肃虽然曾经暗自发誓要学会自己做饭做菜，但是总是嫌做菜的流程麻烦又漫长，昨晚才一身的油腻味，等到菜做完，浑身已经吸满了饭菜的油烟分子，肚子已经不饿没有食欲了。这让他总是想起过年过节母亲忙碌做饭到最后才上桌，马虎挑几筷子饭菜就不吃了的情景。
“哎！哎！哎！”伙计老张看到严肃正准备拿菜刀斩小鸡的笨拙样子，赶紧喊停。
“小心剁手！还是让我来吧，大先生！”
老张戏谑地说道。
严肃也没有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退后看着伙计们忙活，感觉自己站到那里像一个闲人。
老张是那种能修马车、能给马钉马掌、赶起马车杠杠快、会做饭又能言会道的人。每次站在老张的面前，严肃都觉得自己比老张矮了半截。
严肃总是在心里暗叹，在乡下像老张这样的人，就是生错了地方。
他不由得联想——哪些在社会塔尖上的人物，多多少少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凑齐了，才成就了他们的成功。就拿上985、211大学来说，必备的条件至少包括小时候没有得脑膜炎和其他影响智商的疾病、父母没有离异、上学不会被父母带着在店铺里赶写作业、老师没有因为他一次两次的错误而彻底伤了他的自尊和学习的信心、家里不会条件太好让他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所以，严肃从来没有看不起那些在底层诚实劳动的人。
“还是老张做的饭嘎嘎香！地道！”
“那还用说！”
老张毫不客气地受领他的夸奖。
严肃看着老张把小鸡剁好、焯水，觉得自己啥也不干就像个白痴，顺手就把锅支好，要倒油煎鸡块。
“哎！哎！大先生，您还是歇着吧！厨房的事我来！”
严肃看着老张生了火，鸡块在油锅里刺刺啦啦又散发出迷人的香味，正想着用什么语言形容自己片刻的“逍遥”生活，突然意识到大家对自己这么的待见的背后，是对他的沉甸甸期望和朴素的拥戴。
回到大车店之后不久，又有两拨人找上门，这次不是起诉，而是出于对原来的案件判决的不满，期望严肃能够为他翻案。
大家苦旧知县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久矣。新知县上任，加上有严肃这样的助力，他们感觉似乎有翻身的机会了。
第一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侵权案。案情简单，但是让案情不简单的是所谓“鸡蛋脑壳”（或者“软脑壳”）理论。
去年夏天天气溽热水稻田需要取水浇灌时期，因为夜间取水被他人截流，原被告之间发生口角并殴斗。原告为杨得财，被告为王礼学。被告是买了几十亩水稻田小“地主”，当晚他只身一人和原告之间对峙，没有占到便宜，嘴唇还被打出血，这让他怀恨在心。一直等到去年秋天，在他打伤并致杨得才致死的前一天晚上，他召集几个乡上的地痞，在自己的院子里面喝酒，策划着要给杨得才一点颜色看看。酒到浓处，王礼学透露杨身上有一处旧伤，他叮嘱这几个地痞下手不要太重，搞不好会出人命。那几个地痞一个说道：
“要教训他就要狠一点，让他长长记性”。
一个说道：
“出了什么事，我们兜着，跟你无关。”
王礼学看无法说服他们，也就不置可否。
他们这番吵吵把火的对话，被邻居家的王寡妇和赵有财听见了。
第二天，王纠集这几个地痞把杨得才达成重伤，由于被打到旧伤，不治而亡。
官司打到县衙，县衙收了王的好处，最后只判王支付杨的烧埋银，其余赔偿要求一概不理。其出具的理由是——王不知道杨身上有旧伤，对旧伤造成的重伤和死亡不承担责任。王仅仅是出于怜悯之心而支付了烧埋银。
案件纠结的地方就是——侵权人是否对由于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而导致的重伤或者死亡承担责任？
这里需要交代一些法律理论的背景。
在英美法，有一个“蛋壳脑袋”理论——如果由于受害人“脑壳易碎”或者其他特殊体质，加重了受害人的伤害，那么侵权人仍然需要为受害人的所有伤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冥冥中自有天意，严肃亲手调解过类似的案件。
在接收这个案件之后，严肃查阅过相关的理论，并登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
输入“蛋壳脑袋”，有26个相关案例。令严肃感到诧异但同时有有些欣慰的是，这些案件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采纳了“蛋壳脑袋”理论。这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大陆法系”国家，能够实现这种法律理论的“移植”，说明我们的法官确实能够与时俱进。
这些精彩的判决几乎都提到：“过错是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心理状态，”“受害人的特殊体质是一种客观状态”，“一个脆弱的人不能因为自己的脆弱，而在法律上承担比正常人更多的责任。”
不但如此，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第24号指导案例中，明确地指出：
“本案中，虽然原告荣宝英的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荣宝英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存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
用白话讲，受害人的个人体质状况又不是他的错，被告不能以此为由请求不承担或者只承担部分责任。
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侵权人明知他有旧伤还这么做，那么就不必援用“蛋壳脑袋”原则了，直接判决侵权人责任成立且承担“全部”责任。
严肃感觉到要给县衙的人上一门“蛋壳脑袋”的侵权法理论课，难度和效果可想知。但是，除非证明王知道杨身体有旧伤（因而存在“故意”），否则这个理论他非得掰扯清楚不可。
严肃想分两步走：
第一步，寻找证人，证明王是知道杨的旧伤的。
第二步，在诉状中详细阐述“蛋壳脑袋”理论，以争取县衙的支持。
就第二步而言，严肃这里总结归纳出目前学界尚没有人提出的一种理论（援引者请援引本理论作者李志贵的姓名）：
就蛋壳脑袋而言，存在三种情形:
第一种，武汉电梯劝烟案。在这里，“侵权人”的行为是公益性质的，不存在明知故意，所以法律应当不认为侵权行为存在，因此也不存在侵权责任。
第二种，出于过失的侵权行为。
过失和故意相比，前者不追求侵害或者犯罪后果的发生。换句话说，发生侵害行为或者侵害加重情形，是违背侵权人的意志的。
对于这种应当预见到（比如这个人行为蹒跚，侵权人应当料到身体在哪里存在残疾或者伤病）但是没有预见到“特殊体质”的情况（比如这个人行为蹒跚，侵权人应当料到身体在哪里存在残疾或者伤病）或者自信能够避免侵害后果加重的情况（比如，能料到来家里过万圣节的小朋友对花生米会过敏，仍然提供花生米），应当认定侵权成立，但是应当适当减轻他的责任。
第三种，就是故意加害行为了。
这样一来，我们把看问题的角度从“特殊体质”本身改成侵权人对“特殊体质”存在的过错程度了。
“中国裁判文书网”没有区分故意和过失的情形。
换句话说，交通肇事是过失犯罪，但是受害人是老年人，有很多家中伤情的基础疾病，比如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等，侵权人仍然应当承担受害人的一切损害后果或者部分承担其损害后果。这视乎法官而定。“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也显示了这种分歧。
“蛋壳脑袋”理论很先进，但是也需要一些微调。
严肃的看法是，假如是故意伤害行为，那就是说什么都没用，就没有如上文所说“部分减轻”赔偿责任一说了。
所以，到最后，关键的问题是证明王存在故意伤害行为。
注意这里的“故意伤害”和上文提到的“明知有旧伤而仍然故意伤害”截然不同。
怎么说呢？这么解释吧——这里说的“故意伤害”就是行为人完全与交通肇事、失火、因为过失导致动物伤人等等过失行为相反，其目的是存在造成“任何伤害”；王纠集地痞故意找上王的家门打伤他，就是“故意”，不考虑是不是存在“特殊体质”；而后者则不然。
换句话说，只要是故意找茬，故意伤人，就都是我们这里讲的“故意”。只要是“故意”，那么侵权人的“道德谴责性”和“恶意程度”就要高于过失，就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应就不仅仅是烧埋银了，还应当包括误工费、医疗费等等实际费用，甚至包括对受害人家属的赔偿责任（“赎铜入杀伤之家”——赔偿受害人家属）。
这个理论虽好，但是龟县令并非是法律专业人士，而他手下的那帮胥吏和师爷，却是一帮难缠的对手。
严肃寻找证人的事情有了一线亮光。
在案发前一天晚上在家里听到王家宴请地痞的王寡妇，由于是妇人，害怕打击报复，不敢出面指证，就告诉严肃他的“老相好”、邻村的赵有财知道这件事。
问题是，赵有财虽然和王家也结有素怨，但都是一些农村家长里短的小矛盾，他不愿意缠上邻村的官司。
严肃为了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命啊！就这么没了！你要是不作证，你良心里过得去吗？”
严肃也不愿意这样道德绑架他人。但是，这就是赤裸裸的事实。
赵有财吞吞吐吐，好不容易说出他到邻村是去见王寡妇，这种私情他不愿意传得沸沸扬扬。
严肃本可以说“那你可以说你上邻村是为了打工啊、办事啊”，但是，这属于“诱导证人”，他狠狠地压制住内心里想说的这句话，就此作罢。
“还有，王家是知道我经常上王寡妇家的，我和他在王寡妇家门口碰到过。他在衙门审案子的时候要是问我说我上村里干啥，那我还能说啥？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丢人现眼吗？”
严肃心凉了半截，不知道案件应该怎么继续。
第四节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一边被拥戴，一边被冷落
杨得财的官司，像烧开了、没有盖的水壶，严肃不知道如何下手。这和现代打官司法官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依职权调查取证不同，严肃必须自己花力气为当事人找正面证据和反面证据。
就在严肃的诉状呈上去不久，龟县令特意吩咐以后严肃的诉状都必须经他亲自过问，但是这仍然挡不住手底下一些师爷和书吏企图架空龟县令的意图。以前姚县令在的时候，这些官司都过了他们的手，现在推翻不仅是打脸，而且他们拿了被告的好处，也给人一种靠不住、拿钱不办事的印象。官司的是非黑白不重要，而忠于利益是他们永恒的处世法则。
所以，没有压倒性的证据或者新出现的明显证据，龟县令也没有理由轻易翻案。但是，诉状中的理由和申辩，他扎扎实实地看懂了。龟县令为严肃的文采和学识而拍案赞叹。
严肃的诉状被师爷批注之后被退回到他手里。收到之后，严肃看了一眼，结果不出他所料。
师爷的批注充满了感情色彩，严肃在看的时候想象这个师爷被激怒之后颜情无状、扭曲的脸：
“案情已审结，今又申诉复核。若有难言之隐，可提请复核。但案情不变，并无新发现证据，若本衙门有千万人无法署理也。纯粹恶意诉讼，谋取营营小利。照原告说，被告须为其不知晓的伤处造成的致死承当责任，一旦允许原告诉求，岂不知普天下人有几多无辜获罪，有几多无辜判赔？另原告方不能确证被告事先知晓被告伤处而袭击之，本案无须多论，驳回申请，再诉不理！”
严肃深知这种他和师爷的“隔空喊话”背后并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他受龟县令之恩惠和照拂，另一方面他也得很长一段时间接受那一帮师爷的鄙视和倾轧。
命运是无法自行选择的。严肃又一次感到无法排遣的愤怒和压抑。
他看过的一本俄罗斯小说里面，作者借着主人公的口，以诗歌的形式对“命运”进行了一种隐匿的赞美：
“哈姆雷特
喧腾一落，我出了台。
倚门而待，
我倾听遥远的回声：
是什么发生在我这一代。
暗夜从四面向我压下，
像千百望远镜聚来。
上帝啊，但能放过，
莫让我尝这苦艾。
我喜欢你执拗的构想，
我也愿扮演这个角色。
可如今演的另一出悲剧，
但求此番能别用我。
可场次全已排好，
解决也无可逃脱。
我孤单，一切在伪善中沉沦，
人生啊，真非同小可。”
这恰恰能与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暗通款曲。
外界的添油加醋的传言，让严肃似乎成了一个能飞天遁地有治世奇才的旷世大侠。连江东对面的瑷珲城的一些人，也找到了他，让他为他们的官司出谋划策。严肃也并非不领情，知道这背后是县衙那些和他“结盟”的人在给他加任务，加“绩效”，托举他，让他有朝一日能主政瑷珲县的司法大任。
这其中有一个官司，是一个为了孩子的求学而上演“孟母三迁”的母亲提出的。和她一起的，还有她的邻居，抱怨街道拐角处一处不店铺是一家隐秘的“风月场所”。他们的诉求很简单，这败坏社会风气的场所，不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难言之痛，也降低了沿街的店铺租金。
如果按照严肃所学，不道德、败坏社会风气的场所，对公众的危害，是可以提出侵权诉讼的。这种“风月场所”是一种公害（用英语就是Public
uisa
ce），这和附近的机场飞机起降造成养鸡场的鸡群惊吓是类似的。造成的损害，比如租金不动产租金和房价的降价、养鸡场的损失和噪音造成的听力损失等等，都是可以索赔的。
但是严肃不是他们口中传扬的“魔术师”。他无法把这种侵权法的先进理念，完好无损地带到一个尚未经受在法治文明方面的“欧风美雨”之洗礼的旧中国。
就在严肃在江东的一个小屯子体验“诉师人生”的时候，在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哥萨克军队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少尉谢廖沙正在服役。
谢廖沙出生于一个铁路扳工的家庭，母亲是纺织工。家里的兄弟姐妹，也大多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铁路修理工、钟表工、理发师。他是家里唯一一个上过高中的人。他也和他其他的兄弟姐妹不同——他似乎是从还提时代就开始了对世界的秩序和人生的意义的思考，小小的心灵从一开始就对宗教和神学有着一种不可扑灭的兴趣的烈火。
高中毕业之后，他上了神学院。虽然父母一直在抵制，斥责他的想法是“十二分幼稚”的、“你怎么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但是，他还是坚持了最初的两年学业。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尤其是他觉得在书本上的神学已经无法满足他内省中熊熊升起的、对世界秩序的思考的火焰，尤其是由于十九世纪末俄罗斯风起云涌的各种思潮的影响，他从神学院离开，应征入伍，并且很快因为他的学历和学识当上了东西伯利亚省军队的军官。
一个本来做神甫的年轻人，就这样，踏上了他在遥远的东西伯利亚的不可知的不归之路。
他天生地同情劳动人民，天生的是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主张为了解决俄罗斯的根本问题，恢复农奴的自由，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拥护者。在看到托尔斯泰主义被各种走马灯在俄罗斯上演的各种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至于MKS主义令人绝望地边缘化之后，他又开始“喜欢”上了阅读各种MKS主义的报刊读物。
这是一个冬夜，在“谢肉节”这个多神崇拜和基督教节日的“杂交”节日的夜晚，在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军队礼堂里面，正在进行一场军官的联欢。
漫天的大雪争先恐后的飘洒下来，它们下落的姿势千姿百态，但是在大雪下的很急的时候，它们之间似乎又达成了一种默契，以一种互相之间平行的姿态，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从天降落。地上早已像铺了一层白灰。礼堂的外面站岗放哨的哥萨克士兵的帽子上已经湿润，这是因为停留在帽子上的雪，过了一会因为人体的热度就融化成了水。他们的眼睫毛上也铺上了一层雪。
礼堂里面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在谢廖沙的身边，已经有一群酒醉的军官东倒西歪，互相在聊着一些沙皇对东北的入侵和移民，相互交换着对远东地区中国人民“愚昧”、“软弱”和“猥琐”的调侃，以及对西伯利亚女人的姿色的各种揶揄。在谢廖沙旁边，站着一个他的同事，安德烈，是一个忠于沙皇的年轻军官，手里也捧着酒杯，和谢廖沙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但是，如果无产者胜利了，无产者的领头人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变成资产阶级？亲爱的谢廖沙，他们成功了，胜利了，他们就不再是无产者了。他们可以利用天下一切的资源，肯定会有一般人无法享受的待遇。无产者不是按照他们的出身判断，而是按照他们享有的待遇高低和财产多少来判断。再者说了，无产者胜利了，难道他们最先照顾和优待的不是他们的新朋旧友、家人和亲属吗？”
谢廖沙无法掩饰安德烈对他的这种“理想主义”的轻蔑的反感。他反驳道：
“无产者永远是无产者，这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靠着剥削人、寄生在劳动人民身上而谋生的资产阶级没有的高贵品质——就是追求公平、对他人有伟大的爱心。”
安德烈看着眼前这个刚刚从神学院出来没有多久，对社会的残酷无法切身体会的年轻同事。
“但是你所说的这种“高贵品质”，难道不是“福音书”里面讲的吗？人要爱他的邻舍，要爱他的仇敌。要公平，不要以外面看人。其实这也是人类社会从最初一直到现在宣传的、都应该遵循的道理吧？”
谢廖沙说道：
“亲爱的安德烈，拜托你也看一看MKS的书籍吧？哪怕是一些小册子呢？我们的公平和爱，不是一般的公平和爱。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最具体的问题——就是解决劳动人民作为一个集体被不公平对待的问题。”
安德烈继续嗤笑着谢廖沙：
“你们要靠着暴力颠倒一切，打到一切，这是人自己解决问题。这和我们的救主基督不一样，他是神变成人来拯救我们，是靠着爱解决仇恨的问题，你们是人扮演者神的角色，要靠暴力和仇恨解决问题。”
“你不要笑话我。虽然我们是通过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这难道不也符合基督的旨意吗？”
他继续说道：
“革命很快就要来了。无产者将爆发出不可阻挡的伟大力量，将一切拦阻无产者争取解放的努力的枷锁都通通打碎。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崇高的，是以前的一切的人类社会所从没有过的。并且，不但要解放无产者们自己，我们还要解放全人类。包括像你和我这样的人。”
谢廖沙内心的理想主义思想，这时仿佛像敞开了一个口子的水阀，向着他的同伴倾泻。这他还不满足，他希望能够唤醒更多的同事，更多的人，希望他们能理解并同情这个他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
“亲爱的谢廖沙，你现在的身份是一名沙皇的军官。如果你遇到了革命的MKS主义者，你会向他们开枪吗？”
谢廖沙没有立即答复。在他的心中，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不幸的情况，他大概率是假装他的枪法不好，避开目标射击。
人群中突然扑过来一个酒醉的军官，由于醉酒，他的大大的弯曲的酒糟鼻变得通红，嘴上的两撇胡子上挂着他的一些口水。他大大咧咧地朝他们两个开腔：
“我就说你们两个很可疑，你们在哪里聊什么呢？难道不知道最近我们要到中国黑龙江那里驻扎吗？”
谢廖沙用手挥了挥突然扑过来的酒气：
“哎，我说，格里高利，这个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
格里高利又喷着口水嚷道：
“黑龙江那些中国人，还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哥萨克万岁，我们早晚要把那些愚蠢的中国人赶出去。那些中国总督啊，省长啊，都是万恶的敌基督！”
谢廖沙这时感到对他的话不能不予以谴责，不但是因为自己以前是“神甫”的这个角色，也是因为，无论在什么人类的理念和哲学上，格里高利说的，应该是永远受到批判和诘责的。他漂亮的脸上瞬间显出父母教训孩子的那种凝重颜色：
“我说，格里高利，我看今天你喝得有点高。哎！典型的格里高利！哦，对了，还有你们一帮同伙！”
谢廖沙把“同伙”一词说的很重，以便让他的谴责更为有力。
“不错，在远古时代，一个民族屠杀另一个民族的人民，是常态化的，是被人看为正常的。但是，基督来了，就不是这样。对，是的，一切都改变了。决定性的一切，不是一个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人。如果你信了基督，你就是一个民族的人了。”
“如果以民族来划分哪些人该生存哪些人不该生存，这是一种愚蛮的方法。格里高利中尉。打个比方说吧，就说你是忠于沙皇的一派，别人是忠于革命的一派，这两派人一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区分哪些人是哪些人呢？”
谢廖沙还觉得批判的不够重，又大声地质疑道：
“在俄罗斯流传的福音书实在是太不靠谱了，有很多篡改。你说的不符合福音书的精神。没有“信基督的得永生，不信基督的下地狱”这一说。格里高利中尉，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和其他教会的谬误才离开神学院的。”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谢廖沙盯着格里高利的眼睛，坚定地说：
“行善的人得永生，作恶的人不能得到永生。”
格里高利的脸好像突然僵住了一样，没有话来回答谢廖沙的疑问，似乎他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估眼前的年轻人的智慧水平和思想深度。他显然没有料到谢廖沙会有这样的、他从没有听过的真知卓学。他拿着酒杯的右手停了一下，左手在控制抓来抓去，似乎要抓住什么话来回答谢廖沙的话，却无法否认谢廖沙的观点。
“好吧，好吧。但是，现实往往并不如此。”
他嗫嚅到，不放弃最后的负隅顽抗。
这时候的严肃，还不知道这个将要和他的人生发生某种意义上的交集的俄罗斯年轻军官。他们各有各的人生曲线。
严肃接到了瑷珲城一起凶杀案的官司。他起早要赶到这家苦主进行调查取证。
东北的初春，天气干冷，天空瓦蓝瓦蓝，像一面镜子一样干净没有波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纯粹的蓝色好像把天空拉长了，又是那么的寂静幽远。道路两旁都是被收割过的玉米杆杆桩，零零星星地夹杂着一些枯草。一些不高的树木，从远处看就像是灌木丛，稀稀疏疏地散落在村庄的近处。道路中间结冰了，像是一片绿色的翡翠，但是让人不悦的是走在上面的体验——冰盖散发的凉气从脚底渗透在体内，使人极为不舒适，并且不论是行人还是车马，走在上面都打滑。
严肃来到苦主赵铁柱家里。
第五节书到用时方恨少——严肃第一个刑事案
严肃对东北的季节变换的反应仍然有些迟钝。我们是不是都一样，父母在身边的时候，还知道增减衣服，而现在他远离家乡，他觉得季节的更替更没有规律了。
苦主赵铁柱虽然在瑷珲城外的郊区，但是离姚家窝棚并不远。严肃下了马车，和来央请他帮忙的、赵家同村的村民一起，踏上去他家的土路。冰溜溜的地面，给他仔细上了一堂身体平衡课。
他们来到他凭着第一印象就觉得是村里最穷的村民的房子门口。别的人家门口贴的春联似乎还墨汁未干，大红的底色仍然焕发光彩，至少给人一种虚幻的家庭兴旺的期望。这家连春联的痕迹都没有。村民指着这家，说的：“就是这家了。”似乎在严肃的面前，他的脸上都掩藏不住对这家破败的羞愧。
赵铁柱很破例地把吃饭都不离手的眼袋锅子放在桌上，弯着佝偻的腰从昏暗的堂屋中走出来迎接他们，一边冲厨房的方向喊了一声：“老婆子，来且（客人）了！先生到了！”
赵铁柱用双手抱住了严肃的一只手，不出声的晃动者，半天蹦出两句话：“先生辛苦了！这路上还顺利不？”
严肃对这突然的热情礼节感到很意外。他没有想到，自己在老乡心中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值得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兄弟父母一样以这样的“大礼”相迎。
赵铁柱的妻子穿着围裙颤巍巍地从厨房走出来，和严肃打招呼。
严肃瞥见在昏暗的堂屋左侧黑洞洞的厨房。灶台被烟熏得发黑，灶台上看起来是用丝瓜做的抹布，似乎也和主人的脸上一样，散着黑并且油腻腻。虽然大门没有贴春联，但是灶台中间放置火镰的位置上方倒是贴了一副“小心火烛”，但是上方的一角已经折了，耷拉着。严肃看出他们没有烟火气也没有人气的厨房，很容易判断出被害人的一家已经被剥夺了活着的趣味和底气。灶台的角落只是孤零零地摆放着由棉袋装着的盐，连酱油和醋都没有。
赵铁柱的妻子手里端出早已准备好的一碗荷包蛋，虔诚地放到桌上，招呼严肃吃点点心。
看着他们因为失子之痛而哭干瘪的眼睛和愁苦的面容，严肃于心不忍。就这一点鸡蛋，恐怕也是好不容易省下来的。
严肃想起80年代他到亲戚家里拜年吃饭，都被父母警告不要吃亲戚家摆上桌上的“看菜”。之所以叫做“看菜”，就是因为家家都在春节的时候为了让自己招待亲友的餐桌看的丰盛，把咸鸡咸鸭咸鹅等肉菜也给摆上，但是，只兴看不兴吃。这一两盘肉菜是要若干次拿出来招呼不同批次的亲戚的。所以父母经常提醒说“你要长点记性，不要吃看菜。”当然，主人是会非常热情地招呼：“来来来，夹点这个，夹点那个，这又不是看菜。”这就是此地无银了。那是物资比较缺乏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这样一本正经地表演，而客人也会非常配合地主人的表演，坚定地拒绝。
严肃不忍吃这碗荷包蛋，就推辞说，正事要紧，咱们还是先说事吧。
话说赵铁柱家里还算比较殷实的时候，赵铁柱的独生子，赵金锁，18岁娶了邻村的一个16岁的漂亮姑娘张秀花。虽然金锁身体孱弱也没有俊朗的容貌，但是秀花家里看到赵家的彩礼丰厚，就软磨硬泡地让秀花答应了这门婚事。秀花生得俏丽且年轻，喜欢吃穿、爱好打扮，总和赵金锁闹别扭。一天赵金锁说了她几句，秀花愤然出走，走到街道拐角处的一个杂货店，杂货店老板金一品用几个果饯和几块蜜糕就成功勾引住了他，并许诺给她好生伺候。金一品生性淫浪，经常招惹年轻女子。秀花架不住他的金钱攻势，觉得好吃好穿总比家里那个“无能”的丈夫要强，就和金通奸半年。
一天秀花在街上游荡被三个花花公子调戏，被路过的一个身材魁梧长相俊朗的年轻人郑德明阻拦喝散。秀花上演贴身戏码，撒娇道他们以后再来骚扰她怎么办？郑请秀花来到自己的姑妈家中暂歇。郑的姑妈耳聋残疾，就这样她家成了郑德明和秀花常常幽会之处。
金一品半个月没有看到秀花到他家中，就对秀花进行盯梢，发现了郑和秀花的奸情。嫉妒之下，打定主意，借故要驾车进城拉东西，把赵金锁拉到郑和秀花二人行淫之处。赵金锁怒不可遏，想要进屋杀了二人，被金一品拉住，示意二人从长计议。
金一品和赵金锁按照商议定的计策，谎称需要到外省拉黄豆，需要七八天。秀花见状心里欢喜，就在金锁离家之后来到郑德明姑妈家中。而赵金锁跑到金一品家中，金一品炒了几个小菜，金一平趁着赵金锁酒醉昏睡，执牛耳尖刀，估摸着二人现在应该已经昏睡，来到郑和秀花二人躺卧之处，试图杀死二人。结果二人并未昏睡，金在和郑的搏斗中被自己带来的牛耳尖刀捅死。秀花见死了人，就劝郑投案自首，说二人奸情事小，死人的事情大，且郑是在自卫过程中杀人，按法可予以轻处。二人在争执过程中秀花大声呼叫，被郑左手捂住口舌，右手扼住喉咙时间过长误杀。郑是一个识文断字且是一个见识多广的人，他用绳索悬挂在房梁上，绳索的另一头勒住秀花的脖子挂起，伪造成秀花悬梁自尽的现场。并且把牛耳尖刀放在金的手中，在桌上以模仿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秀花的遗书，称两人奸情败露，金试图劝说秀花嫁给他但是被她拒绝，金试图对他实施暴力，但是被秀花捅死。秀花见杀了人，就悬梁自尽。
官府判定赵金锁杀了二人泄愤，把他关入死牢，执行了死刑。
从严肃了解的片面的、破碎的信息，以及赵金锁父母绝对不相信他们的儿子会杀人来看，严肃认为这是一个冤案。
严肃不经意地看到堂屋的正中间摆放着一个观音的塑像。一般人认为观音才能拯救死刑犯，让死刑犯摆脱轮回的痛苦。
严肃是绝对不相信轮回的。他觉得民间的很多信仰，都是功利主义的，没有道德上的根本评价。所谓赏善罚恶，也是遥远的很的事情。功利主义的信仰就像是说杀人劫货如同“你怎么情人节花那么多的钱买花”“不划算”一样，而心底里缺乏应当有的敬畏，而这种敬畏是人天然有的，是植入我们骨髓的、人之所以为人的DNA。
严肃又想救赎他们的灵魂，又哀叹“灵魂”的事情十分遥远。
如果让他鼓励他们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他又像鼻子没有在被窝里面闻不到屁臭的那种人，或者是时时刻刻有人给他们打伞的人。
和永恒相比较，解决人在现在的世代的暂时的苦难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意义更为重大，更为崇高。同样，解决人生前的事情，其意义也并非逊色于死后到底去往何方。
就像古时候不世而出的明君和廉吏，在局域性的意义上以及有限时间内，针对个别的人，实现了局部的“天国”。这样就比很多的布道更有用。
一个人施舍了另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拉了另一个人，事实上就是给了他一个“天堂”。
可以就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繁荣的工厂和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往往比很多教堂或寺庙更为安抚人心。
严肃觉得这个案子的案情不是他一次两次访问就能完全掌握的。他还需要时间，还需要走访相关的当事人。而且，即使翻案，也只能给这个家带来一点点的安慰作用。因为这个案子即使翻案了，也不能让他们的儿子复活，那又是为了什么？
正义。这种追求正义的普通感情，支撑了他们的一切努力。
看着赵铁柱和他妻子苍老和愁苦的脸，他陷入了沉思。
严肃认为古时候老百姓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着为了生存而练就的温良顺从和在压迫之下强大的韧性，但是在行为模式上确实有着普遍的小滑头和小聪明。
就像古时候乡下的农村人，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对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有多深入的理解。我们如果走进他们，他们也许聊的是哪家地主的三房四房很漂亮，哪家的财主又买了多少地、雇了多少长工，等有钱了他们要娶几房的姨太太，到镇上哪个茶馆去赌多大的博等等。
而由于缺少思想的启蒙和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刻意和强迫的“教化”，他们对封建礼教的秩序和社会陋习习以为常。
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公正人人平等自由文明的渴望从来都没有消失殆尽，在他们遇到大的不公待遇和人生遭遇的时候，这种渴望尤其明显。
所以说，谁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从来不曾渴望平等民主和自由呢？那些明里暗里说中华五几千年封建礼教是“存在即合理”的说辞，是没看到在史书对官民平等君臣平等法治社会民主社会的渴求不着一字（黄宗羲、顾炎武等除外）的背后，在看不到的民心深处，对人格平等社会文明的渴求在暗流涌动的事实。
这种平等也并非是对家谱进行“考据”之后发现“你原来不过是一个臭卖鱼的”“你家祖上不过是编草席的”这种阿Q似的平等，而是不论何人在人格上不受无端侮辱、蔑视的平等。
对人格平等和公平社会的追求，是刻在人的骨子里的，是天生的，即便封建帝王没有“赋予”他们，文人和史官不着一字，它的存在也是无法消除的。
每一个清官廉吏治下的有限区域，就成了他们的乌托邦和巴士底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