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关键时刻，只有自己的亲儿亲女亲子热妹才起心里惦记自己的亲人，小刘二先生的闺女也就是瞿老爷子的大儿媳妇，她做了一锅热汤面，里边卧了两个鸡蛋，弄了一个大食盒给提了来，一嘴一嘴给爹喂下，剩下的让自己哥哥吃了。
今儿已经是三十了，怎么能老在这儿呆着呢，他出去雇了个轿车子，哥俩把老爹搀扶上车，小小刘二先生陪伴着老爹回临河老家去了。
这年是1919年的大年三十，虽然只差一天了，但还是戊午年。
我母亲是1918年的阴历九月初五早上上工时（八点钟）生人，这年是马年，马生在九月正是有草有料有吃有喝的好时候，注定他这一辈子不会饿死，但马生在早上上工扣鞍子上套的时候，又注定了他这一辈子要受苦受累会不得安宁的。
我的二姨是一九一五年生人，而刘家的买卖是一九一四年开张的，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小刘二先生的大儿子家，添了我二姨和我母亲再加上前妻撂的一共有三个丫头了。
我母亲已经九十一岁了，担惊、受怕、辛勤、坎坷的一生已成过眼云烟，唯有她小时候的事情深深的铭刻在她的心里可能到它死也不会忘掉的。
她说：“家里做买卖赔了钱，拿我们姐儿两个找补。”我二姨和我母亲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出生了在这个家庭，这好像是老天的安排，老天让这个家庭做买卖赔了钱，又给这个家庭送来了两个闺女，来填充那个偌大的坑，来拯救那个家庭。
为了拯救这个家庭，我的二姨十七岁（虚岁）时卖给了一个哑吧；为了拯救这个家庭，我的母亲十九岁（虚岁）时做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卖给了一个大她三十八岁的老头儿。
当我和我的二姥爷（小小刘先生）的孙子，我的表哥，谈起老辈子人做买卖赔了钱时，他说：“还是赔了钱好。”我说：“为什么？”他说：“赔了钱，省得当‘地主’。”
虽然我的二姥爷和我姥爷家因为做买卖赔了钱，解放时没有被划成地主，但是我的二姨和我母亲后来一个被卖给了一个在解放时被划成了“地主”的哑吧姨夫，一个卖给了大她三十八岁的解放时被划成了“富农 ”的我的父亲。
哑吧家再有钱，他总是哑吧，和正常人怎能进行正常的感情交流哪？大三十八岁的老头儿再有钱，他已经近于当爷爷的年龄，爷孙之间还有什么浓烈的爱情可言哪？有的，只是一切雌雄动物之间的本能。
在中国旧社会，像我母亲和我二姨这样的婚姻绝不是仅仅她们两个，而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她们为了给家里换回几个钱儿，像猪狗一样给卖了出去。
前些年，有一位跟我哪儿打工的女士听到我说的我母亲的身世，问我母亲说：“大妈，当年把您说给那么一个大老头子，您乐意吗？”我妈说：“哪儿乐意呀！还不是因为家里日子不好过，有好几宿没睡着觉哪。”
我母亲虽然有千般万般的不愿意，还是跟了我父亲，自从跟了我父亲后，就一心一意的跟我父亲过日子，给我父亲生了二子、二女，她为了能使我父亲的“香烟 ”能在他的坟头下延续，她没有嫁人，她跟我父亲生活了只有十二年，而后又守了六十年寡至今。
如果说她当初嫁给我父亲时是真真正正不情愿，那么自从她三十一岁守寡以后，她是死心踏地的在守，死心踏地的在呵护着我父亲的血脉。
我母亲九十一岁了，她老了，她在床上躺着从记忆里搜寻着往事，她从自己的人生轨迹中似乎也总结出了点什么，家里的买卖赔了钱，是自己人生中各种不幸的根源，她有些哀怨，她的哀怨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是自己家做买卖赔了钱，自己的人生完全可以是另一副模样。
可是我呢，是没有理由埋怨我太姥爷（小刘二先生）做买卖赔了钱的。
我的表哥庆幸我太姥爷做买卖赔了钱，因此，解放时没被划成“地主”，我没有庆幸，也没有怨恨，在我“表哥”我“母亲”和“我”我们三者之中，只有我的心理是平和的。
如果不是我太姥爷做买卖赔了钱，我的母亲肯定不会嫁给我父亲，如果没有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我肯定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是坎坷的，但她总是让我看到了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让我有机会品尝了苦辣酸甜的各种滋味。
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又在庆幸我父亲和我母亲的结合，她（他）们阴差阳错的结合，造就了我，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