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第四房媳妇，比我母亲大三岁，她的父亲，我也叫姥爷，他是个和善的老头儿，和人说话，总是满脸堆笑，但不知为何，却跟他儿子总和不来，分析原因，也许是恨铁不成钢，管得严，引起他儿子心里逆反，诚心要跟老子对着干，往往爷俩因不丁点儿小事儿会闹得不可开交。
这一天，爷俩在地里薅苗又‘闹鼓 ’了，老爷子让儿子这么干，可儿子不听他的，非要那么干，儿子不听他的，他又大骂儿子，儿子一气之下从地里跑了，这年，儿子刚十三岁。
儿子不管不顾跑了，他想，“那个家再也不想回，那个爹我再也不想见。”他天天看着火车从他们家门口过，他不知它从哪里来，他也不知它要到哪里去，他顺着铁道往南走，翻过了一山又一山，走过了一沟又一沟，他终于有机会脱离了这个家，他非得要到外面看个究竟，他顺着铁道走到了北京。
人说：“有辞心的儿女，而无辞心的老家。”十三岁的孩子跑了，他庆幸自己挣脱了牢笼，可爹娘却急环了，老爹埋怨自己：“我为什么非要跟他那么犟呢？他爱咋干就咋干吧，要不是我逼他他能跑吗？”他捶足顿胸，可怎么着也晚了，老娘心里更是难受，下雨的时候他想，“儿子是不是在外边浞着呢？”下雪的时候他想，“儿子是不是在雪地里冻着呢？”他想了一年又一年，盼了一年又一年，他想，“也许儿子会在某一天里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可是年复一年总是没有出现，他听说人家的儿子结婚了，别人都出去看轿子，看新媳妇了，她却捂着被卧憋在家里，她听见笛喇叭声心里就发颤，他想，“如果是自己儿子健在也该结婚了。”他想，“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还在人间呢？”他不敢想，夜深了，他睡着了，等她醒来时，枕头湿透了，褥子也湿了一片。
再说那个孩子顺着铁道，走到了北京，来到了前门火车站，他知道了火车，原来是从这里开出来的，他看到了世界之大，他看到了世界的美仑美奂，他更不想回家去了，他顺着前门往东走到了崇文门，看到一帮人抬着个棺材往南去了，他跟着抬棺材的人，想看棺材到底抬哪儿去，走了一阵儿，看到西边有一圈偌大的围墙，圈着一个好大好大的院落，那里有殿宇、楼阁、苍松、翠柏，好不壮观，他本想到那里看个究竟，可那棺材却没往哪儿抬，而抬向了东边，他尾随着那棺材看它究竟往哪儿抬，他看那棺材抬进了一个座北朝南的庙里，那庙的山门上写着“敕建法华寺”
法华寺座落崇文门外，天坛东北一个胡同里，民国时候有许多有钱人，经常把灵柩停在这里，让庙里的和尚给亡人做法事，孩子听庙里传出奇妙的音乐，旋音乐声走进庙里，这里的和尚正在给亡人做道场，和尚走在奈何桥上随手往桥下甩着打鬼的饼子，有许多孩子在桥下抢夺那打鬼饼子。他已经饿了，他看到别的孩子抢打鬼饼子，他也去抢打鬼饼子，他边听音乐，边看热闹，边抢打鬼饼子。
跟这里可谓是有吃有喝还有乐儿，但这总不是长法啊？孩子抽了个空子向庙里的和尚深鞠一躬言道：“请问师傅，庙里用干活的不？我只干活儿，不要钱。”
话说这法华寺，法事繁忙，应接不暇，弄得和尚们经常是加班儿加点儿，正缺人手，那主持，听说有人自告奋勇愿到这里干活，欣然允诺，孩子就在这里留下了。孩子每天的任务是打扫卫生，给客人沏茶，倒水，这个活儿啊，累不垮孩子。
这个孩子是我父亲第四房夫人的哥哥，我叫大舅，我小时，他到我们家来，不管我爱听不爱听，听得懂和听不懂，他总跟我讲这段他小时候的经历，他说：“老和尚很有钱，床底下，抽屉里，放着一堆一堆的洋钱，他不曾拿一块儿，如果拿出一块儿，就能够让他享受好一阵子，老和尚吃得很好，吃着燕窝、鱼翅、喝着银耳汤。”
不知是我听错了，还是他记错了，他说：“孙中山曾停灵于法华寺，宋庆龄曾在那里守过灵。”他说：“那场面叫大啊，那排场叫隆重啊！”
等我写这本书时，我想找他验证一下孙中山是否真的在法华寺停过灵，可遗憾得很，他已经故去三年了，他活了九十七岁。孙中山是否真的在法华寺停过灵，我无法验证了，但是孙中山逝世的时候，他那时确实在北京法华寺，他亲自目睹了孙中山出灵时那空前盛大的场面。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会同胡景翼、孙岳等，领导了北京政变，并控制了北京局势，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受冯玉祥等之约抱病北上途经上海、日本、天津，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日三十一日到达北京，此时的形势与政变初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冯玉祥迫于形势，同反直系的张作霖、段琪瑞妥协，组成了以段琪瑞为执政的北洋政府，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冯玉祥离京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
冯玉祥离京，孙中山抵京后，段琪瑞与张作霖极力抵制孙中山的主张，使孙中山赴北京之旅的愿望落空，而极度伤感，使肝病转剧，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不幸逝世于北京。
三月十九日由协合医院向中央公园移灵，沿途有十几万人，到处是花圈挽联，前面有警保人员开路，接着是庞大的军乐队，之后是几万名各界代表，随员和旅华人士，后面是亲属百余人，亲属后面是灵柩执幡，宋庆龄乘青玻璃马车，随柩而行，走在后面的是一队护兵，沿途有三架飞机缓慢而行，在上空撒着孙中山的遗像，在前门的马路上每隔五分钟就要鸣放礼炮一响。
一九二五年那个十三岁的孩子，“我的大舅”在北京生活了三年，他已经十六岁了，总在庙里给人帮忙，那总不是个长法儿，他又去“买卖家”干了二年学徒，然后又去西北军当了兵。
有一次，船载着当兵的过河，忽然狂风暴雨大作，有许多船被狂风大浪打翻了，我大舅心里默默的祷告着：“我可没打爹骂娘啊！我可没打爹骂娘啊！”我大舅他们坐的这条船，居然没有翻，从那以后，他想念爹娘了，到了二十岁那年，因长官勀扣军饷部队哗变，他跑回了家。
他穿着长衫，提着皮箱进了屋里，叫了声娘，娘坐在屋里想儿子正怔怔的发愣，猛听得响动，抬头一看，看见眼前站着个柱天柱地的大小伙子，她不相信这会是自已的儿子，等她的儿子握住她的手又叫了两声娘，她才如梦初醒，知道了站在面前的，就是自己那朝思暮想的儿子。
未走之前定的媳妇还在等着她的儿子，她给儿子完了婚，从此以后，儿子再不跟老子吵架，老子也不再跟儿子不依不饶。
我的这个跑失了，又回来了的这个大舅的父亲，我的这个姥爷，心地特别善良，我母亲结婚了，他知道我母亲家里，只有一个寡妇娘，和一个九岁的弟弟，主动承担起了，接送我母亲回娘家的任务，她说：“即使给我吃高梁面揪疙瘩，我也得接送 ‘三头’（三头是我妈的小名）。
我的这个姥爷家住在八达岭北十里地的营城子，离西拨子火车站二里地，每次接送我母亲，他都从这里上下火车。
这一次，我母亲在娘家住有一个月了，已经到了六月，三天两头儿下雨，世面特别乱，闺女出聘了，就是人家的人了，可千万不能在我这儿出什么差错，我姥姥心里非常着急，想把闺女送走，可是南大河（妫河）已经发大水，桥已经冲垮了，自己一个妇道人家，没有趟水过河那个能力。我姥姥捎书带信给我这个姥爷，让他把自己闺女送走。
姥爷接到信，从营城子赶着小毛驴子来到临河，临河南大河的桥已被冲垮，河面，由原来一丈多宽变成了现在的三丈多宽，人们在三丈多宽的河面上又搭起了新桥，所谓新桥，不过是河床打起了几根木桩。在木桩上又担了几根木头，在木头与木头两边又捆上了栏杆，由于担着的木头不是那么笔杆腰直，木头与木头之间经常有脚可以杵进去的窟窿，人可以跟上边走，牲口跟上面是走不了的。
姥爷拉着驮着我母亲的毛驴子来到南大河，让我母亲从桥上走，她上了“桥”，瞧着脚底下的木头，每落下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的，唯恐自己的脚杵进“桥”窟窿里。
而姥爷不能从桥上走，原因是姥爷还牵着一头毛驴，因为桥窄，毛驴又不会择道，驴蹄子要是杵进“桥”窟窿里，这麻烦可就大了，他把裤腿挽到大腿根儿，把袄脱了顶在脑头上，拉着小毛驴子一步步走进河里，河水已经到姥爷胳肢窝了，小毛驴子昂着头，只露出两只鼻孔和两个耳朵它似乎是游过来的。
我母亲看着姥爷，大声叫着：“伯伯，小心点！”姥爷虽然听到了我母亲的叫声，但是他不敢回答，只是聚精会神的往前走，他怕稍一走神儿，被水打倒冲走。
三丈长的桥，母亲终于提心吊胆的走过来了，姥爷也拉着小毛驴子从河里走上了河岸。姥爷像个落汤鸡，裤子顺着大腿拉拉着汤儿，小毛驴子身上的毛紧紧的贴在了驴身上，油光光的，小毛驴好像小了许多，姥爷拧着裤子上的水……
爷俩走了二十多里地到了营城子，把毛驴子放到家里，在西拨子上了火车，在南口下了火车。
南口火车站再不像从前那样热闹，卖东西小贩们的叫声没有了，接站的脚力们没有了……老百姓们听说要打仗了。
姑娘新结婚都思恋着娘家，在我母亲新结婚那几年里，接送我母亲回娘家，几乎都是我这个姥爷主动承担的，他没想别的，只是心痛，我姥姥、我舅舅和我母亲这孤儿寡母。
而我二姥爷虽然是我母亲的亲叔叔，他却没有接送过我母亲，他读的书多，做过买卖，当过先生，心里装的事儿多，他自尊心强，脸皮子薄，当初就不同意她侄女给人家去做小，他不想看到他侄女嫁给的那家人对他不屑一顾和鄙夷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