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三麻子队伍是在日本没来之前就行芽成事了的，西山还有一拨儿土匪是在日本来了之后成事儿的，这拨儿土匪更大，一百多人，为首者叫姚万臣，他们弟兄三个，老大叫姚万臣，老二姚万振，老三叫姚万党，在没成事儿之前，哥三个打架不要命，一个和人打架，其它两个一齐动手，五里乡村的“混混儿”无人敢和他们哥三个叫“横”。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以南口为中心摆开一百多里长的战线抗击日本人，从八月八日开始到八日二十五日这半个多月里打死日本人一万七千多，自己也死伤三万三千多人，在这一百多里的战线上散落了许多枪支弹药。
战事一停，姚万臣三兄弟带着平时和自己好的厚的哥们，上战场上捡“洋落儿”，想发点洋财，原本想捡点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也就得了，可没料想战场上散落着那么多枪支，哥几个一商量把散落在战场上的枪支扛了回来，十多个人扛回来有五、六十条枪，哥儿几个想：“这枪卖了不也是钱吗？”可在这个时候，真有钱儿的都跑到北京城躲了起来，那兜里稍微有两个子儿的，一是买不起，二是买他无用，既然这枪换不出现钱，咱们就扛着这枪去找现钱，于是哥儿几个一合计就成立了一支队伍。
成立队伍，那是打打杀杀的事，姚万臣在这方面出类拔粹，顺理成章就当了头领，他们有五、六十条枪，可刚有十几个人，人手不够，于是他们就招兵买马，于是乎，村里那些平时游手好闲者，好吃懒做者，就都参加了进来。
话说西山边有一个村儿，有两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儿，刚刚二十出头，在六月数伏天里，顶着炎炎烈日锄地，地锄到头儿，聚到一棵树下歇息，两个抬头看到那似火的骄阳，又看那满地的荒草，心里思绪万千，这样的日子何年何月是个头儿呢？穷人干的是最累的活，吃的是最差的饭，而富人呢？大鱼大肉吃着，阴凉地坐着，小扇子搧着，小媳妇搂着，真是馋死人了。凭着自己一天到晚干这样的活儿，恐怕这辈子也过不上一天那样的好日子。
在这两个小伙儿中，有一个小伙儿的哥哥加入了姚万臣的队伍，当了土匪，偶然回家一趟，乡亲们看到，就知今非夕比，头发油光了，脸蛋锃亮了，身体长胖了，衣服也光鲜了，问在队伍里成天干什么？回答是，无非隔三差五夜里出去一趟半趟，捆回来个男人或女人看着，如果捆回来的是女人，逮个机会还可以过过媳妇秋。
这个小伙儿听他哥哥说得津津有味，那个小伙儿听他讲述他哥哥听得目瞪口呆，琢磨着滋味，吧嗒着嘴。
干着那么轻松的活，可是却能享受到锄大地永远也不会享受到的福儿，为什么别人能干，咱们就不能试它一试呢？一个小伙儿提议道：“干脆咱们找你哥哥咱们也当兵去得了。”
二个小伙儿一拍即合，说干就干，锄扔在地里，家也不回去了，跑到山里，找那个当土匪的哥哥去了，哥俩进到山里，碰到了土匪的哨兵，问他们是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他们告诉了哨兵，他们是到队伍上找他哥哥，哨兵把这哥俩蒙着眼，反捆着手，押进了土匪的山寨，找到了他哥哥，问：“这是不是你弟弟？”哥哥自然认得弟弟，言道：“这是我弟弟。”
押解的土匪解开了蒙在他们两个眼上的黑布，把人交给了当土匪的哥哥，当土匪的哥哥劈头问道：“你们俩干吗来了？”弟弟回道：“我瞅哥哥跟这里很好，我们也想跟哥哥一样到这里吃粮当兵。”他哥哥听得此言，火冒三丈，骂道：“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好差事啊？成天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不知哪天就变成了枪粪!你们跟我比!我多大岁数了!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不知女人是啥滋味!如果我不来当兵!恐怕这辈子也尝不到女人是啥滋味啦！”
“你们两个刚刚多大？你们两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人芽芽!你们就干这差事？多会儿干到老啊？你们两个明天赶紧给我滚回去!”
哥儿俩在土匪寨子里晚上足餐了一顿当兵吃的饭食——白面馒头加猪肉炖粉条子,第儿天早上又吃了一顿小米干饭豆面汤，垂头丧气的又回家锄他们的地去了，对他哥哥非常不满。
解放了，这个当过土匪的哥哥，每次“运动”都要让他检讨这段当土匪的历史，他算是幸运的，有的走了背字儿的，头天当了土匪，第二天就被打死了，还有的，虽然没在当土匪时被打死，后来在文革时却被红卫兵给打死了。
这两个小伙儿到老了，每每回忆起这段历史，都要打心眼里感谢他们哥哥的那顿没头没脑的臭骂，他们两个虽然一辈子没有享受到当土匪的福儿，但一辈子也没遭当土匪的罪，平平安安的渡过了一生。
可这土匪呢？你不干，他不干，总有人要干，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个强大的诱惑。
姚万臣的部队很快的就扩大起来了，有一百多号人，有枪的扛了枪，没枪的拿起了大刀长矛，很快姚万臣就成了威震一方的草头王。
一九三七年，有许多东北义勇军战士从东北流亡到了北京。其中的赵侗、高鹏、纪亭榭，积极筹划组织队伍，准备在北平郊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先期发展的主要成员有宋鸣皋、吴靖宇、刘凤梧、郑子丰、鲍旭堂，又经人介绍，认识了昌平县城西四十里地，时任白羊城村，保卫团，团总的汤万宁父子，遂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白羊城村的关帝庙里举行起义，起义后的队伍，得到了**组织上的支持，集聚各方武装力量，砸了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救出了被逮捕的**人和被囚禁的同胞。
这支武装力量在几个月之内很快壮大到了1000多人，后又发展到了三千多人，正式定名为“国民抗日军”，战士们每人戴着一个“袖标”，上面是红色的，下面是蓝兰的，意喻是为祖国的河山而流血战斗。
这就是流传于北京北部山区老人们所说的“红蓝箍”，红蓝箍下辖三个总队，宋鸣皋为二总队队长。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宋鸣皋来到了姚万臣的队“部”，企图说服姚万臣参加抗日武装力量。宋鸣皋跟姚万臣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最后姚万臣同意了加入国民抗日军。
既然同意了参加国民抗日军，宋鸣皋去了姚万臣队“部”商讨细节问题，姚万臣性格奸诈瞬息万变，突然变卦，把宋鸣皋在他的队“部”给杀了。
宋鸣皋是怎么死的，流传于民间的有四种说法，一说是让姚万臣给枪毙了；一说是让姚万臣用大石头给砸死了；一说是让姚万臣把宋鸣皋装在麻袋里从山上掫了下来，放了轱辘；还有一说是被姚万臣剖腹掏心，心被姚万臣炒着吃了。甭管是怎么死的，反正姚万臣没让宋鸣皋活着出来，姚万臣的凶残从传说中可见一斑，国民抗日军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个有三千多人的队伍，当然不能饶他，迅速找到了姚万臣。国民抗日军打得姚万臣无路可走，最后他投靠了日本人。
于是姚万臣登上了大马靴，骑上了东洋马，挎上了东洋刀，穿上了黄呢子军装，摇身一变从一个土匪头儿而变成了一个黄协军司令，下辖三个连。
皇协军司令部设在北桃花村，他的部队分别驻在了南桃花村和北桃花村，日本人让他在这里驻防，防着西边的八路军。
姚万臣的参谋长姓黄，他把他的家眷，从老家搬来，要在南桃花村或北桃花村中找个住处，经人点眼，他相上了南桃花村的靳家。
靳大爷家，住南桃花村子西头，在村中地势最高，在这里可以俯视全村，而且前后都有一丈多高的大土坎子，如果兵驻在这里是易守难功。
靳大爷家后面的大土坎子下面是个大荒子，荒子北边不远就是北桃花村，那里住着姚万臣的司令部，如果住在这里，出现什么情况，可以和司令部遥相呼应。
黄协军参谋长反复斟酌相上了靳家这个地方。
黄协军参谋长相上了靳家，靳大爷没有不让住的资格。
于是黄参谋长就住进了靳家东屋。
黄参谋长有两个卫兵，一个老妈子，一个夫人，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一天，只听得后边坎子下乱哄哄的哭爹喊娘，小孩子们跑到坎子上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十多个皇协军押着四个打得遍体鳞伤的士兵在坎子下。听“牙口 ”是要枪毙逃兵，转瞬之间两个逃兵被揞跪在地，当兵的枪口呼的一下子指向了伤兵的后脑壳，呯！呯！两声枪响，两个逃兵应声倒地，嘴里流出了血，脑浆子流了出来。小孩子害怕，嚷嚷着从坎子上跑了下来，黄参谋长的儿子也从坎子上跑了下来，跑进了他们屋，大声嚷嚷着：“妈！妈！后边毙人了，已死了俩了，还有俩哪！好害怕哟！好害怕哟！”黄参谋长夫人，也听见了枪声，听说还有俩要在她住的房后头要毙，不免火起，跑上了坎子，跟下边的士兵嚷道：“把人拉走，别处毙去，别跟我们家房后头！”坎子下面的士兵抬头翻眼儿看了看黄夫人，有一个言道：“拉哪儿毙去呀？告诉你，就跟这儿毙，等毙完了一会儿把死人还拉到你们家炕头儿上去呢！”当兵一句话把黄夫人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怒不可遏道：“你错翻了眼皮！你也不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我是谁！你今天如果敢跟这儿再毙，等一会儿我活扒了你的皮！”
这些士兵当中，有一个认得参谋长夫人，说道：“哥哥呀，这人，咱可惹不起呀，这可是参谋长夫人哪！”刚才说话的那个冒失鬼，听得此言，吓得屁滚尿流，不管脚底下有多少大石头小石头，跪下嗑头如捣蒜，言道：“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夫人饶命！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乘船！我们立刻就走！立刻就走！”
那几个当兵的很快的把两个死了的和两个活着的，拉走了。
晚上黄参谋长公干回来，黄夫人问参谋长：“为什么要枪毙人？”黄参谋长说：“原来队伍是一百多人，现在扩充到四百人了，原来队伍上的人，是自愿当兵的，现在都是抓来的，抓来的人瞧个楞缝儿他就想跑，不枪毙他几个，杀一警百能行吗？”
黄参谋长，抽白面儿（海洛因），他抽的白面儿一包包都放在烟盘子里，一天他发现放在烟盘子里的“白面儿”不够数了，分析来，分析去，把怀疑点指向了老妈子，两个护兵把老妈子吊在大柁上，皮鞭子蘸凉水抽得死去活来，他不招认，又把她仰面朝天撂在板凳上，用火杵撬开她的嘴巴，卫兵们提拉起大壶往她嘴里灌凉水，把老妈子的肚子灌得像疥蛤蟆一样鼓溜，然后又用大扛子擀那大肚子，最后把那老妈子折腾得奄奄一息了，让家人抬走了。
人说伴君如伴虎，真是一点不假，靳家一家大小，小心翼翼和黄参谋长家相处，不敢有半点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