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三奶奶的预产期就到了，靳大爷今年已经六十岁了，他就是因为没有儿子，才一个接一个的娶媳妇，他肯定心里在盼着三奶奶给他生个儿子。
“老娘婆子 ”请来了，开水、盆子、剪子都已准备好了，三奶奶是“头生儿”不好添，折腾了半宿，孩子终于哇啦！哇啦！叫着落生了。
生的是什么呢？靳大爷在外屋，抻着脖子瞪着眼听着他想听到的消息，可是传出来的话儿却让他大失所望，又是个丫头片子。
他没心情进里屋慰问刚刚生了孩子的三奶奶，“呼”的躺在炕上仰天长叹了一声，蒙上被卧自己生自己的闷气去了。
女人生孩子，“头生儿”生什么都是好的，谁能够保证一个弹儿准能打一个鸟儿？，头生准能生一个“小子”呢？
三奶奶头一回做母亲，生了个丫头，他没觉得多不好，她亲着、吻着，因为那是她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她看着这个心肝儿、宝贝儿、肉疙瘩，想起了自己十月怀胎的艰辛，这艰辛是需要人来抚慰的，可是没有人来安慰她一句。
刚做母亲的女人应该谁来扶慰呢？一是自己的母亲，二是婆婆，三是丈夫。
可母亲现在，还在隔着重重大山八十里外的“临河”，而婆婆早在她没来之前就去世了，现在来看她的，是比自己母亲小五岁的靳大爷的大老婆，别人称她为大奶奶，而她管她叫大姐。
大姐看了一眼刚刚出生的丫头，没说好，也没说坏。自己没给自己的老爷们生个小子，假如新来的女人一进门就给生个小子，她心将怎么受呢？不知她看了一眼刚出生的丫头，她现在在想什么呢？她想什么都是很正常的。
几乎能当自己“爷爷”的丈夫憋了三天才进来看了一眼刚刚出生的孩子，他没说好，也没说坏，他不希罕，也不新鲜，因为在他以往的经历中，这样的丫头“生生死死”的太多了。
三奶奶被冷落在一边儿，除了生孩子的头三天，那个大姐还给熬点粥，以后她再也不来了。
她只能自己下地伺侯自己了。
其实这怨不得那个“大姐，”“大姐”总是“大姐”她心里窝着不定有多少酸楚与悲凉哪！
三奶奶哀怨自己没婆婆，自己进了婆家的门，在自己最关键的时候无有婆婆的痛爱，她发誓自己闺女长大了，一定要找个年龄相当的，家里有婆婆的才嫁过去呢。
在我小的时候，那是一九五几年，我们村老住“兵 ”，原因之一可能当时部队调动比较频繁，二是正式营房还没有修建好，在一九五四年，我们村又住了一拨儿兵，这拨儿兵住的时间最长，住了八个月，他们是刚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
每次住兵，都住在我们家的东屋，我们东屋二明一暗，暗的这间房，我们家盛着种地用的各种工具，而明的这两间有个大炕，如果紧一紧能睡六、七个人，每次住兵，都是炕上能睡几个人就住几个人，而这次住兵，只住了一个人，这个人不出操、不站岗，没看见他有枪，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
他老家是山东，平津战役，解放军占领天津，他正在天津念中学，解放军需要文化人儿，他在天津参加了解放军，参军时十五岁（虚岁），他在学校业余爱好是“画画儿”，参军后在文工团，给演出画布景，后来当了文化教员就入朝了，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第四次战役，接受过那血和火的考验，五四年回国后就住在了我们这里。
他虽然学的是油画，可也画国画，他经常拿着架子到外边写生，他很擅长速写。
那个年代，家里冬天能升上煤球炉子取暖的人很少，在他住的两间屋子里，用土坯和黄土泥搭了一个炉子，因为我们家无钱生火，我经常到他屋里那个用土坯和黄土泥搭的煤球炉子上炕白薯片，不知何时他把我画了下来，“一个虎头虎脑光着头的孩子在翻弄着炉台上的白薯片儿”。
还有一张画，画的是我姐姐，一个小姑娘，瓜子脸，系着红领巾梳着两条系着头绳的小辫子。
他临走时把这两张画都送给了我。
我是一九五五年念书的，我从来没画过画儿，也不知画儿该怎么画，第一次图画课，老师留下了画画儿做业，交作业时，我就把画小姑娘的那张画儿交上去了，老师拿到了那张画儿，老师们传递着看，又拿给学生们看，老师把我叫去了，当然他知道那张画儿不是我画的，问我是谁画的，我说是一位住在我们家的当兵的画的，老师并没有批评我，也许是我刚上一年级看我太小，也许是由于我这个错误的举动，使他们才有可能欣赏到了这么漂亮的笔触。
他这个文化教员除了教文化课、画画儿，剩下的时间干吗呢？他把铺板支在院子里，和我哥哥打乒乓球，我哥哥是一九四五年生人，虚岁十岁，他内向、文气，他已经念二年级了，而那个文化教员呢？他是一九三四年出生的，那年他虚岁二十一，虽然他大我哥哥十一岁，但是他和哥哥很合得来，他给他讲故事，讲他在天津念书的故事，讲他在朝鲜打仗的故事，讲报负、讲理想，他鼓励我哥哥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建设我们的新中国，我哥哥从他那儿知道了许多他以前不知道的知识，知道了年幼时要学本事，前面有很多事在等着自己去做，我哥哥一放学回来就找他，跟他已经到了离不开的地步。
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个部队在我们这里预定驻扎的期限已满了，他们要开拔了，我哥哥听说了哭了好几天，哭得眼红红的，“他”随着部队走了，我哥哥失魂落魄了好多天，谁也没招他没惹他，他动不动就哭了，谁也没招他没惹他，他动不动就哭了。
他走了，他把他画的画儿和没画画儿的纸给我们留下了，他送给我们每个人一个硬皮日记本，我记得那本子隔不了多少页，就会有那五彩缤纷，奇形怪状的鱼；身子蹲在树枝上，可尾巴却托在地上，长着长长尾巴的鸟儿；还有嘴比身子还要粗还要长的鸟。
在日记本内第一页上写着字，因为当时我还没念书，不认字，不知上面写得是什么？到后来念书了，我才知道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了。
那上面写着：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你们是祖国的花朵，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本领，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一九五四年某月某日 周凯
从那以后,我知道未来,有许多许多需要我去做的事情，我看着天上飞的飞机，那需要我去开，我看着铁道上跑的火车，那需要我去驾驶，我看着公路上跑的汽车……唉！世界上需要我干的事太多太多了，我要发奋学习啊！
周凯写的字娟秀工整，他很善于写作，他走后给我哥哥来过很多封信，他来的每封信都写有五、六篇信纸，他是个情感丰富的和心地善良的人，否则，一个二十出头儿的小伙子跟一个刚刚十岁出头儿的孩子不会有那么多话。
他们这个部队从我们这儿走后，他就转业了，转业到市里一个单位工作，他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来过我们家两趟，他已经不穿军装，也不戴军帽了，上身穿着笔挺的茄克衫，脚登着皮鞋，戴着黑边眼镜，梳着分头，混身上下，透射出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年轻人的英气，他提着一个大手提包，里边装着各式各样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水果糖。
他带我们去南口照相馆照了像，我哥哥和我姐姐都戴着红领巾，那阵儿我还没有入队，我穿了一件我表哥不穿了的，给了我的，及不合身的旧制服褂子，他坐在中间，我和哥哥站在他的两旁，他张开两只胳膊，一只手搂着我们哥俩的一个肩膀，我姐姐和我们当家子一个经常和我姐姐在一块玩儿的姑娘，在我们身后插缝儿站着。
那是一九五六年，我虚岁九岁，我光着头，一脸稚气，一脸对世界的茫然不知，一脸人之初性本善的样子。
每每我看到了这张相片，我就看到了原本的我是个什么样子，我特别珍惜这张相片，要说这张相片不算四旧，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踌躇了好久还是把这张相片烧掉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许多事情，那些事情，都是常人常理，预料不了和解释不了的事情，人家追查相片儿上这个人怎么办？给相片上的这个人扣上阶级界限不清，阶级立场站不稳的帽子怎么办？
一九五八年，他又来了一趟我们家，那年他虚岁二十五了，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不知何时他看上我姐姐，我姐姐那年十七岁，他托跟我们一块儿照象的那个女孩，跟我姐透露了这个信息，由于我姐姐还小，还不大懂这事儿，他把这事儿告诉了我妈，因为他比我姐姐要大八岁，我妈说什么也不同意，因为那阵儿他守寡，已有九年了，他深深知道做女人没男人的艰辛，如果那阵儿我姐姐跟了她，他会把姐姐带走的，我姐姐从此会享福去了，而在经济上他还会周济我们一些的，可是，我妈妈并没为这些蝇头小利而心动，她算的是大账，她怕闺女步她的后尘，她怎么不想一想呢？你自己的男人比你大了三十八岁，而眼前想要你闺女的男人比你闺女只大了八岁啊！但她想，大八岁总是大了八岁，总没有那一般一配一边儿大的好，一同来到这个世界，再一同离开这个世界。
我姐姐成熟得晚，她还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她只是听妈的，周凯始终没有得到我姐姐。除了和我们一块照相片那个女孩儿还有一个经常和我姐姐在一块儿玩的女孩儿，她比我姐姐大两岁，她懂得的事儿多，她的两个姐姐都嫁到了北京城里，她知道在北京城里生活的优越，他相上了周凯这个小伙儿，周凯这个小伙儿比她的两个姐夫强多了。
可是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的，他相上你，你未见得看上他，可是你看上了他，他又未见得看上你，周凯没有看上这个十九岁的姑娘。
事情过了二十八年，那是一九八六年，大队喇叭广播,叫我哥哥到大队拿信，我哥哥没在家，我到大队替我哥哥拿了，上面写的寄信人地址，是山东省滕州鲁南化工厂，我思来想去，我们在山东没有任何亲戚啊，我迫不及待的撕开了信，想看看写信的究竟是谁，信写了五、六篇，字体既陌生又熟悉，看了信的开头儿就已经知道了**不离十信是谁写的了，看了最后的署名还真是他――“周凯”写的，我异常欣喜，高兴的不知怎么好，我哥哥知道了更是这样。这么多年了，他还记着我们，他还记着我们的地址，我们怎么会不高兴呢？
过了几个月，他真的来了，他穿了一身兰色的中山装，登着黑皮鞋，戴着黑边眼镜，头发已不那么蓬松，身体已不那么高大，他在年轻时也不是膘肥体壮的人，浑身上下没有多余的肉，现在比原来似乎瘦了一圈，手和脸那裸露的地方再也看不到青春的光泽了，他跟我们说：“你们长大了，我长老了。”他那年已有五十出头了，他比我大十四岁，我正年富力强，但准确的说，我也不是长大了，而是向年老逼近着。而又一茬新人，我的孩子，我哥哥的孩子，我姐姐的孩子，又要长大了。
他来到我们家光找我妈，我妈没在家，出去找孩子去了，我妈听说周凯来了，噔噔的跑了回来 ，我说：“我妈回来了”。他迎了出来，他搀着我妈进了屋，他说：“在我想像中，大妈您应该是老态龙钟的了，可是真没有想到啊！您身体还这么好啊！”一九五四年，他住我们家时,我母亲在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儿心目中当时就是个老太太了，又过了三十多年，他想,“这老太太应该老的不成样子了” ，可是没想到，她追孩子居然噔噔还能跑，那年我母亲刚刚六十九岁。
周恺上我们家来是个好时候，那是桃花杏花盛开的春天，那正是春意盎然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有几年了，我已经买了照像机，我带他到他曾经去过的地方――田野里、山上，照相留念……我问他：“你看，我们这儿变了吗？他说变了。”我说：“我要把我的老房子拆了，盖上二层楼，他说：“好！好！”。
如果他早来几年，一九七几年来，或一九六几年来，甭说给他照像，饭也管不起他，他在山东可能也预感到了这一点，为什么他在六几年没来呢？为什么他在七几年没来呢？
他来了当然忘不了看我姐姐，因为那是他的初恋，也许他来看我们都是假的，看我姐姐才是真的，他在我姐姐家也吃了饭，和我姐姐的孩子照了像，可能由于水土不服，他闹肚子了，我们把他送到了医院。我姐姐自告奋勇陪了他两天，以谢他心里曾经有过她，以补救她对他的愧疚。
她问他：“你娶了哪儿的媳妇？”“娶了个唐山的。”“她对你好吗？”“还行吧”。
男女之间啊！也许她对你好，而你不对她好，也许你对她好，而她对你不好。
男人，女人啊！一生会出现多少次恋情呢？一次，二次……或者无数次？未来有多少次恋情，都不如初恋，初恋那才是真正的恋啊！
我姐姐说：“我们都老啦 ”而他说：“不，在我过去的脑海和现在的脑海中，出现的总是那个梳着两个小辫系着红领巾的你”。
周凯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他本来应该是三个儿子，可是他的那个老大，十几岁的时候，住姥姥家，正好赶上唐山大地震，给砸死了，有几个人生，没遇到过坎坷，没吃过苦辣酸呢？
周凯出差假期已到,他走了。
他今年，应该七十有三了（2009年）他已真正的变成老人了。
由于我母亲的阻挠，使两个本来应该走到一块儿的人而没走到一块儿……
以上所说都是后来的事。
谁家的闺女生了孩子都会马不停蹄的去给娘家送信儿，三奶奶的“娘”“十二天 ”来了，拿了鸡蛋 ，拿了红糖。
看到了娘，看到了亲人，一边是高兴，一边又有满腹牢骚和委屈要向娘倾诉。
虽然她知道娘心里也有流不完的泪水，她虽然不想给娘那滴血的心再撒上一把盐，但她还是把埋在心里憋了两年的话说了出来，她噙着泪水说：“娘，他比您还大九岁呢！”
母亲听到这句话，并未引起她多大的振动，她既感到了惊异又不十分惊异，值得惊异的是她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话，而不惊异的是，她原来对姑爷年龄的真实性就有所怀疑。
以前靳大爷虽然是瞒了十多岁，但他在工厂上班儿，风吹不着，雨撒不着，志得意满，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瞒个十岁八岁不会露白儿。
而靳大爷这二年，家里已断绝经济来源，一大家子人要靠着那点儿地来生活了，而要种这点儿地，整个家庭除了自己是男人，都是女人，而自己又是一个已经快六十岁的男人啦，而这个六十岁的男人又有多少年没干庄稼活儿啦，自己无法硬打实凿的去地里干活儿，那么，种地就得需要雇人，雇人需要钱，土匪、日本、黄协军来了，哪个都惹不起，哪个都得给人家钱。过度的操劳，使他原来胖乎乎的身体，和光溜溜的面皮松驰了，六十岁的实际年龄已经暴露无遗了。
三奶奶的母亲看到姑爷那老态龙钟的面孔，心里感到很凄楚，但她心里明白，绝不能给闺女火上浇油，她搜肠刮肚找些宽慰话安慰闺女道：“这辈子谁跟谁做夫妻，不是自己决定得了的，那是前世决定的，人啊！稀里糊涂就是一辈了！”
三奶奶经过母亲的劝说，情绪似乎平静了许多，她跟她母亲说的那句话，并不是想要埋怨谁，埋怨什么？如果说要埋怨，他二十一岁的年龄，她该埋怨的应该太多太多了，二十一岁的年龄，她应该得到的，也应该太多太多了，她之所以没有埋怨什么，就是因为她用自己那年轻的身体，给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已经换回了祖上留下的十亩地，使自己的母亲和弟弟能够踏实的生活了。每当想到这些，她那个不平的心就平静了下来。
过了“十二天”，就该准备满月的事儿了，我母亲没有我二姨那么幸运，“生头生儿孩子，隆隆重重给办了个满月，还唱了三天大戏。”
我父亲给我母亲“满月”预备的，也就是一斗麦子（相当于十六斤）磨完除了皮儿，也就有十二三斤面。
满月里蒸了点儿满口的馒头，还剩几斤面，母亲再没有吃的机会了，因为我父亲当时岁数大了，后来都贴补给我父亲了。
满月这一天，我姥姥带着我舅舅来了，我姥姥，甭管日子如何紧吧，还是给自己刚出生的小外孙女挤出了一点钱做了一身小衣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