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未出生之前，我母亲已给我生下了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哥哥自幼身体瘦弱，经常有病，按我母亲的说法是吃“火奶 ”造成的。
呵护孩子是母亲的天性。由于家庭困苦，我母亲想给孩子做个袄做不成，想给孩子做个裤子做不成，想给孩子做双鞋做不成，而且每当我母亲跟我父亲提出给孩子做件衣服的想法时，我大妈和我二妈总是从中做梗，她们会说她们也没衣服了，我父亲不敢惹我大妈和二妈，不敢不给她们做，而单独给我哥哥和姐姐们做，因为那样会招至无休无止的麻烦，一家人都做，经济条件又不许可，那只有大家都不做，我母亲看着孩子们挨饿受冻，能不起急吗？起急，也就导致了上火，大人上火，孩子吃了火奶，就长好多疖子，大疖子套小疖子连眼皮都长了疖子，就管大疖子一数全身长了三十二个，头和后背长得最多，孩子不睡觉不行，一躺下，红肿的疖子硌得孩子痛得不能忍受，哇哇地哭，而熟透了的疖子，脓水被挤压了出来，流在褥子上，褥子吸干了脓水中的水份，孩子身上的温度蒸发了脓水中的水份，孩子的身体和褥子被脓水中所剩下的胶一样的物质粘结在一起了。
孩子饿了，妈妈要抱起孩子喂奶，妈妈伸手刚要抱，孩子撕心裂肺尖叫着：“妈妈！痛！妈妈！痛！妈妈！轻点！妈妈！轻点！”妈妈抱起了孩子，发现孩子身底下的褥子也跟着从炕上掀了起来，妈妈赶紧把孩子放下。
妈妈想看孩子身底下究竟怎么了，从孩子身子的一侧轻轻掫起孩子的后背，看到从疖子里挤出的脓水已定成了“嘎喳”把孩子的后背和褥子粘在了一块儿，刚才妈妈的一抱，连接孩子后背和褥子的嘎喳，承受不了褥子的重量，把嘎喳掀掉了一块，掀下嘎喳的地方，露出了孩子身上鲜嫩的肉，鲜嫩的肉上泌出了一滴一滴的血。妈妈吐出了舌头，用舌头尖上的唾液湿润已经干硬了的脓嘎渣，闷软了一点儿，从褥子上破离一点，闷软了一点，从褥子上破离一点。孩子哭着，打着嗝儿，打着嗝儿央告着妈妈：“妈妈！轻一点，妈妈！轻一点！”
我母亲生的第二个闺女按我母亲生的孩子排，我应叫二姐，而按我父亲所有的孩子排，我应该叫四姐，我四姐和我哥哥经常有病，她和哥哥的多病使有些女人嚼起了舌头：“那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要做(zou)孩子，底气不足，孩子扎实得了吗？”
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男人，只能自己‘数落 ’。”而别人说三道四，自己当然不爱听，心里腻歪这些人，腻歪这些话，但是嘴长在人家身上，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管得了谁呢？
我母亲和我父亲东求医，西求医，医不好我哥哥身上长的疖子。
疖子，按现在来说并不是什么难治的病，打打针，消消炎，也就好了，可是那阵儿的乡村哪有西医呢？只有中医，中医治病除了扎针，就是开汤药，那么大点儿的小孩子，要大碗大碗的喝那又苦又涩的汤水，孩子哇哇的哭着，本能的紧闭着嘴唇，拨浪着脑袋。
妈妈，一只手捏着孩子的鼻子，一只手紧紧的抱着孩子，叫我父亲拿勺子给孩子灌药，我父亲听着孩子那撕心咧肺的叫声“妈！爸！不要！不要！苦！苦！啊……啊……”他的手打着哆嗦，不知是他不情愿不忍心，还是怎么的，药怎么也灌不到孩子嘴里，我母亲一把从他手里夺过药勺了，她用两条腿夹着孩子，从碗里舀来一勺药，极力想倒进孩子嘴里，孩子拼命摇着脑袋扭曲着身体，想挣脱那药勺子的威胁，而妈妈不管孩子怎么折腾，药勺子也不肯离开孩子嘴唇半寸，孩子的鼻子被妈妈捏着，他吸不进去气，张开了嘴，吸了一口气，妈妈立刻把药勺子里的药倒进孩子嘴里，孩子警觉的闭上了嗓子眼，药水在嘴里含着，随着孩子的哭声，药水在孩子嘴里打着嘟噜儿，孩子又憋不住了，又喘了一口气，嗓子眼张开了，药水还是流进了孩子的胃里，孩子拼命的哭着，哭得孩子满头大汗，妈妈也弄得满头大汗。
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孩子受这样的折磨，用拳头狠狠的打了我母亲额头一下，打得我母亲眼冒金花，他随后拿起药碗，呯！的一下子摔在了地上。
有了病就得吃药，我父亲不忍心看孩子吃药时那活受罪的样儿，每每给孩子吃药他不但不协助我母亲，反倒去阻挠，回回用拳头把我母亲嗑得眼冒金星。
有病不吃药怎能好呢，求医不成去求神。
我父亲上花塔庙去求神，许的愿是，如果孩子的病好了，给和尚买一个大黄袍子。
不知是许的愿起作用了；还是天气凉了；孩子大人的火都下去了；还是灌进嗓子眼那点药起作用了；再不就是灌药时孩子拼命挣扎出了一身汗？孩子身上的火出来了，孩子身上的疖子危了，红肿减弱了，疖子定嘎渣就要脱落了，伤口就要痊癒了，孩子的后脊梁上，落下了很大的疤，由于护着脑庐骨的肌肉已化成了脓水，后脑壳上留下了两个“大峡谷”。
甭管怎样说，孩子从阎王爷那转了一圈儿，又回到了妈妈的怀抱里。既然许了“愿”，就得“还愿”，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吃水哪能忘挖井人哪。
“还愿”得买布，买布得现钱，庄户人上哪儿弄现钱去啊。
那二年的靳大爷虽然从工厂开回几个退休金了，但是民国末年开的钱，已经不像民国初年了，民国初年，工厂开的是响铛铛的洋钱，而民国末年，发的是纸钱了，一张票子十万、百万、千万、上亿的都有，拿去一大堆纸票子，买不了几斤米，借给人家一个买驴的钱，没过几天，人家卖一个鸡蛋就能还上你了，工人无法生活，自然就无法干活，厂子左右不了货币贬值，最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开工资不发钱了，发小米儿，小米儿在当时变成了像黃金一样的硬通货。
靳大爷在吃饭的时候给全家开了个会，言道：“小子的病好了，我在花塔庙许的愿是给和尚买个大黄袍子，我明天上南口卖二斗高粱，买几尺黃布，买回来黄布，你们几个人给做做，做好了我给和尚送去。”
靳大爷说完了话，靳大奶奶说：“你明天上南口给丫头（她生的闺女）也撕个袄。”
靳大爷听到这句话，火“噌”的窜了出来，不知他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儿，把炕上的吃饭桌子抄底往上一掀，连桌子带碗筷一下子从炕上掀到了地上，盘子碗，稀哩哗啦打碎了，桌子上的窝窝头咕咕噜噜，有的滚到了桌子底下，有的滚到了柜底下。
靳大爷，猛的揪住靳大奶奶脑袋上梳的小纂儿，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让她的脸对准了他，劈头盖脸就是几大巴掌，骂道：“我一说正事儿你就给我捣乱，我一说正事儿你就给我捣乱，丫头真缺袄吗？十年不做袄，丫头也不缺袄！”
靳大奶奶来靳家时刚刚十五岁，而靳大爷当时已经二十九了，当时的靳大爷，对靳大奶奶也宝啊贝儿啊的疼过的，靳大爷这么多年把靳大奶奶哄上去了，供上去了，靳大奶奶把尖把惯了，如果她要给靳大爷生个小子，这个尖，她能够永远把下去，可是她没能够给靳大爷生小子。
中国千百年来是母以子贵，靳三奶奶给靳大爷生了个小子，靳大奶奶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说她不愿意靳大爷有接续？不是，说她不愿意看到这个孩子能顺顺当当长大？也不是，他看着孩子有病了说不出心里是高兴，也说不出心里是不高兴，她看着孩子好了，说不出心里是不高兴，也说不出心里是高兴。
靳大奶奶这些日子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生活着。
要说靳大奶奶不是没怀过小子，可惜的是，不是中途掉了，就是生出来夭折了，她的老头子已经六十六了，有了儿子她本应高兴起来的，可他总是高兴不起来，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小子不是她生的，而是另一个女人生的，她对自己的不争气，特别是对别人的嫉妒，不能无所表示。她表示的方法就是给靳大爷添堵、捣乱。
可是她给靳大爷添堵的结果是什么呢？人身是肉长的，他不是石头，任凭你踢过来，他踹过去，你给它一拳，他踢它一脚，它都会无动于终，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长此以往是会损阳寿的。
我父亲和我大妈打架时，我大妈生的闺女，我的二姐，她不会去拉、去劝，而我妈和我大妈打架时，她也绝对不参与，她不会偏着这个，而向着那个，她管不了她自己的妈，更不能管别的妈，她看着妈们打架，她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躲出去了。
她和她妈妈的心理是不一样的，她看她的另一个妈生了小子，她非常高兴，因为甭管哪个妈妈生的小子，都得管她叫姐姐，都是她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