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南口呆了三年，小炉匠的大姑爷在南口工厂风光了三年，而小炉匠的大儿子在家里憋屈了三年，他囚困在家里，不敢在外面抛头露面，总怕人家嘲戏他给日本当副段长的事，因为他听他妹夫子说过，南口工厂很多人，都被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甄别出来了，在日本占领中国时期，给日本人当过帮凶，被工厂开除了，有的还被抓了起来。
三年是漫长的，但又是短暂的，国民党统治的三年，像一阵风一样过去了，**来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五零年十月，抗美援朝开始。
一九五零年三月，中国**中央委员会为了巩固新政权，顺利进行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发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十月，又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右倾偏向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从一九五零年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展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从此，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就开始了。
昌平县城“鼓楼”墙上，早就贴出了枪毙人的布告，第一个就是那个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县长“田发生 ”，他可是罪有应得，因为经他之手，宣判过多少**人的死刑啊。
南口大街上也贴出了白纸黑字的布告，写着枪毙人的名子，名字上面画着红色的叉子，这个，是国民党时期南口最大的官，南口地区，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布告上已标明了枪毙的时间，枪毙的地点，十多岁的小孩子们蜂拥到枪毙人的地方东张西望。几个行刑人员把被枪毙的人押来了，被枪毙的人，已被剃光了头，脸色蜡黄蜡黄，没有一点表情，上身五花大绑绑着，脚上噹啷噹啷趟着脚镣子，艰难的往前迈着步子，他知道这是他最后时刻了，他想得很多很多，他想得最多的是他媳妇和他的两个孩子，将要变成没丈夫没爸爸的人了。这怨谁哪？怨自己错上了船，自己只能为这条船殉葬了。他转瞬又想起了两年前被割下脑袋的他的那个同学，他的媳妇、孩子，不是两年前就没丈夫没爸爸了吗？她（他）们没丈夫没爸爸有没有自己的责任哪？想到这些，他的心里平和了。
南口东河套，往东有一个很高很大的坎子，坎子上边就是龙虎台，龙虎台上曾金鼓齐鸣、旌旗蔽日、喊杀冲天、炮声隆隆，曾经有过多少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曾驻足于此啊！几朝几代的皇帝曾驻跸于此；蒋介石、冯玉祥，曾来过这里；曾有多少个铁骨铮铮的汉子长眠于此啊！
从关沟冲下的榆河水，把龙虎台西侧，劈削得直上直下，行成了二十米落差的大坎子，人们把这坎子叫狼窝坎，为何叫狼窝坎？因坎子壁上，有几个洞，不知何年何月，有人看到这里住过狼，有坎有洞，洞里还住过狼，早前儿，人们把这里就叫作狼窝坎了，不过，现在这里，已经不住狼了，“老花子”经常住在这里，这里离南口火车站有二里，荒郊野外，过去国民党枪毙逃兵，在这里，国民党枪毙**，在这里。这次，枪毙这个国民党的党部书记，本也想押到这里，可走到东河套的漫水桥，他怎么着也不走了。
他看了看四周，北边是关沟，沟里流下来了榆河水，他看着那河水，好清好清，南边一片空旷，这里异常敞亮，他不想到那个憋屈的坎子下去死。押解他的军人，推了他两下子，踹了他两脚，他依然没有动窝，说：“就在这儿吧，我看这儿挺好。”犯人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长得四方楞正，押解他的军人没有再难为他，拔出了驳壳枪，照着犯人的后脑壳“呯”的一枪，躯体噗通一声，扑在了漫水桥的石头上，血水立刻像小河一样流了出来，流下了漫水桥下边清淩淩的河里，水立刻红了，血水融进湍急的河水里，越来越淡，不出一丈远就消失了。
南口大街上，又贴出了毙人的布告，识字的人们抻脖子瞪眼瞅着，有人识不了几个字，憋憋屈屈的念出了声，不识字的人着急的问着，又要毙谁呀？又要毙谁呀？一会儿，从大街的东头儿，赶过来一辆马车，车上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押到了区政府门前，把他架了下来，架进了院子，把大门关上了，犯人个子高高的，他靠在了东墙根儿，他虾米着腰，跟押解他的人表示他饿了，押解的人立刻给他弄了一碗面条，他拿手抓着狼吞虎咽的吃了，然后又把他押了出来。这次没有把他押到东河套，而把他押到了铁道北，他是工厂的人，工厂原来的国民党部书记，他可是原来在工厂跺一跺脚，工厂就要颤三颤的主儿，过往的人，不少认得它，不免瞪眼惊异的觑着他，他向认得他的人点头打着招呼——下世见了。
枪毙的国民党南口工厂党部书记，是国民党中统调查局的人，是小炉匠大姑爷的顶头上司，小炉匠的大姑爷是南口工厂的工会主席，他也被逮捕了，小炉匠家慌恐了起来。特别是哪个大儿子，他更恐慌了，**镇压反革命听说历害得很哪！过去做过坏事的，听说都要镇压，已经抢毙过好几拨人了，他想起了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自己那么卖命给日本人工作，会不会把自己当汉奸来处理，贩大烟连日本人都管，甭说共产产党了，会不会翻老账啊？要翻老账的话，，自己的罪过可就大了去了。
小炉匠的大儿子在正“打腰 ”时掏空了身子，身体本来就虚弱，又加上连年心情压抑，染上了肺痨，整日咳血，瘦得不成样子了。
一天，街上，又贴出了枪毙人的布告，告示上写了，要处决三个，这三个，一个是飞天和尚姚万银，一个是黄开禄，一个陈满堂，这三个，前两个，是日本时期的黄协军，原来土匪姚万臣的人，后一个，是扰乱社会治安，装神弄鬼（白毛鬼）的特务。这三个人，前两个南口的人都知晓，而后一个人，因先前他藏而不露，谁也不知他是真正干什么的，但现在知道了，他一个人，曾在南口地区，造成过巨大恐慌！该到向他们清算的时候啦！
南口道北原有个临时戏台，遇有节日，在上面唱小戏儿，解放了，公共活动多了，戏台扩大了，名子也改了，叫民主舞台，军人把三个要处决的犯人押到了民主舞台下面。
舞台下，听公审的，人山人海。那三个被处决的，圈在一个小屋子里，有一个唱出了二黄，唱得那老生，有板有眼，押解的人并没有干预他，可能知道他快要死了，给他一点自由吧。
地区领导上台讲话，公安局领导上台讲话，然后，两个人押一个，把三个犯人押了上来，法院的法官依次历数了他们的罪行，宣判了他们死刑，台下人头攒动，静悄悄的听着。当听到了立即执行，把那三个犯人押下了民主舞台时，那台下的人分成了两拨儿，大人们怀着各种心情往家溜着，十多岁的小孩子奋不顾身的冲向了被押走的那三个人，小孩子们你挤我，我拥你往前挤着，谁也怕落在后头，有那太小的孩子，因为尽顾抬头走路了，看不见脚底下，被脚底下的石头拌倒了，虽然摔得很疼，但没掉半颗眼泪，咧了咧嘴又爬了起来，跑着又跟上了。
三个犯人，被推推搡搡的押到了个自的位置，架着犯人的两个人闪开了，行刑的人抡起了手中的驳壳枪，照着犯人的后脑壳，呯！呯！两枪，两个犯人噗！噗！向前栽倒了。而那第三个犯人，行刑的人也给了他一枪，他也倒了，但是他却扭曲着身子挣扎着，行刑的人，呯！呯！又给了他两枪，他不动了，行刑的人，走上前去看他死没死就，孩子们也尾随着围了上来，可骤然间那趴着的人，上半身扬了起来，那行刑的人不由自主往后仰了一下，后边的小孩子，呼的一下子往后闪去了，行刑的人气坏了，抡起驳壳枪，呯！呯！呯！又是三枪，他，噗！的一下子又趴下了，行刑的人走上前去再一次看他死没死就，可看到他嘴里噗噗的还喘着粗气，吐着血沫子，行刑的人吹了吹枪口冒着的蓝烟儿，照着他的后脑壳又是一枪，脑浆子打了出来，一只眼珠子打了出来，这回，挨打的这第三个人终于没气儿了。
先打倒的，是那两个当过土匪的黄协军，后打了七枪死的这个，是装神弄鬼的那个白毛鬼，据说他练过武。
行刑的人，验明了三个犯人是真正的死了，打开了脚镣子，提拉上走了。孩子们也散去了。
小炉匠的小儿子这年十五岁，每每毙人，他都要去看热闹，他随着小孩子离开了毙人的法场，他也饿了，跑回了家，嫂子说道：“又上那儿去了？该吃饭时候不吃饭？”他兴高采烈的说道：“看毙人的去了，今天毙了仨，有一个打了七枪才死！”嫂子没有言语，他大哥咳完了血刚躺下，在里屋的炕上喘着粗气，听见了他弟弟的回话声，叫了一声：“兄弟，你进来。”他说话的声音异常微弱，微弱得几乎让人听不出来，以至他说了两遍了，他弟弟还没听见，直到他嫂子跟他说：“你哥哥叫你！”他才知道哥哥在叫他，他三步并做两步蹿进里屋问：“哥哥，什么事儿？”哥哥含糊不清的问道：“又毙谁啦？”
“飞天和尚姚万银、土匪黄开禄，白毛鬼陈满堂。”
“啊！这三个人哪。”
这三个人他都认得，他认为这三个人，做的事，没有他做的事儿大，他们都抢毙啦， 不定哪天，就会逮他，枪毙他来哪。一阵昏厥，过去了，再也没醒过来。
年轻少亡，没有大操大半，买了一口白茬儿棺材，装殓上了，媳妇穿了白，戴了孝，儿子刚刚四岁，这四岁的孩子，脚下头，还有两个双生妹妹，这三个孩子还不知道何为伤心，也穿了白，戴了孝，跟他妈比划在棺材前跪着，烧香、磕头、上供果、烧纸钱。小炉匠找人打坑，找人抬重，新社会了，笛儿喇叭也不时兴了，又是少亡，没请鼓手，第儿天搁了一天，就倭吧出去了。
话说，小炉匠大闺女的男人，原本在工厂上班，又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生活肯定是衣食不愁，而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回来了，男人又当上了工厂的工会主席，当然是风光无限，溜须拍马的，请客送礼的，每天络驿不绝。可当他的男人当作反革命被送进监牢的时候哪？谁见了她，都像看到了臭狗屎一样扭过身子躲着走，再也无人答理他了，其实，这都是小事，关键的是，两个孩子和她三口人断绝了生活来源，男人在监牢里，孩子没吃没喝，没辙，把孩子带回了娘家，靠爹养活着。她这面看着，靠爹养活的一双吃饭不硬气的儿女，那面还惦记着在监牢的男人，整日忧郁，又加上那巨大的生活落差使她不能承受，一病不起，最后呜呼哀哉了。而小炉匠老大的媳妇哪，也是个多情的人，一面思念死去的男人，一面想着自己带着三个孩子日子没法过。忧愁了些日子，也忧愁死了。
从此，大儿子和大闺女的五个孩子，就撂给了小炉匠老两口子，和他那个十五岁的小儿子身上了。小儿子本来考上了北京的第六中学，刚念了一年，因为家里不出一个月抬出去了三口棺材，又增加了五个吃闲饭的孩子，没办法，只得辍学干小工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