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中国人起名儿，名字里面爱带财、宝、福、禄，这些吉祥的字眼，解放了，新社会了，人们在名字里又注入了新的蕴含，什么蕴含呢？那就是，在中国不同时候有着让人难以忘怀的大事，那些个大事在当时是天大的，头等的大事，人们为了表白自己是紧跟形势的，为了纪念那个大事，在那时出生的孩子，冠上了出生时所发生大事的名字。
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叫“建国”的，“援朝”的颇多，在一九五八年出生的孩子有叫“跃进”的，还有叫“大钢”的（因为在大跃进期间有大炼钢铁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到了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有了四清运动，那么在那个时期出生的人就有叫四清的了。
一九六三年是“小四清”，为何叫小四清，它是相对于后来发生的“大四清”而言，小四清规模稍小，大四清可谓轰轰烈烈，那是全国性的啊。
国家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经过了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成熟了起来，制定了许多恢复经济的政策，我记得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国家经过了一列系的调整以后，从一九六二年起，经济又复苏了，物质相对的丰富了，这就给有权力者的贪欲有了实现的可能。
国家领导看到了这种现像，从而发起了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从1963年开始到1966年止。1963年开始的是小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1965年后公布了“二十三条 ”中央对全国农村派出了大量工作队，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叫大四清。小四清时我还在念书，大四清，我已初中毕业了，我是亲自经历了的。
我记忆中的四清运动是这样的，先是背靠背的给干部提意见，这意见包括干部的多吃、多占、多拿、多记工分，四清工作队根据这些意见把被提意见的干部进行审查，这叫上楼，然后让这些被审查的干部根据社员提的意见进行检讨，被核实了的多记的工分要扒下来。检讨能让大家满意的，叫下楼了，不满意的，还在楼上，人们把这一过程叫洗手、洗澡、下楼、过关。
在楼上的干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接一个的下楼，但到了最后总会有一个是下不了楼的，也就是那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了。
我记得我们村那个“走资派”当时也就有三十多岁，他是一九五二年参军的，他是抗美援朝的预备役，当了三年兵，入了党，回乡当了干部。
他的“检讨”，我听见过，没听他说出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实，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被开除了党籍……
我们村被开除党籍的只有这一个，而别的村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有幸看到了一本当年在我们临村参加四清工作的四清工作队干部的回忆录，她是我们公社四清工作团的副书记，副团长，他被公社四清工作团指命到我们临村去蹲点。
他是个多情的人，又是个怀旧的人，虽然事情已过了三十年，她还惦恋着那个她工作了不到一年的地方，三十年后，一九九四年，她又回到了那里，走访她认识的人，打听了她当年处理过的人和事。
她颇有感触的说：“我们在桃花（桃花公社）工作不到一年，四清作为那时的一场运动不可能不受到左的影响。”
她又说：“现在回想起来，在桃花（桃花公社）我们还是干了一些工作的，但也有左的地方，比如开除老支书的党籍，我觉得处理得过重了，一直感到有些后悔，老支书是解放初期的积极分子，在‘北桃花村’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某某（四清时我们临村被四清工作队培养的接班人）说：“他是北桃花村最早出来参加革命的一个“黄某某（我们临村四清工作队的队长）说：“那是谭某某（四清工作队我们公社分团党委书记）压出来的，临出村时，他一定要北桃花村确定一个‘走资派’。”这件事情也不能都推到谭某某身上，也有我的责任，因为我是分团的副书记，分工在北桃花村蹲点。老王却一再提出他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在桃花（桃花公社）的工作并没有按照划好的框框去干，而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看到了她们这些当时四清运动亲历者的话，使我浮想联翩。
他们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按照划好的框框去干，但是在去农村之前，他们是有框框的，小事可以与框框有出入，但是大的方面绝不能与框框相悖，尤其是那个当了我们公社四清工作分团书记的谭某某，他更得照着框框去做。
所以说：“当时同是和谭某某在一块工作的黄某某不必为一个老支书的被开除党籍埋怨谭某某，而写回忆四清时文章的那位女士也不必为当时她主持的工作的那个地方为开除那个老支书而感到自责。因为那是时代的产物。
三十年后，她们对于她们当初的工作有了新的感悟，但在三十年前她们是怎么想的呢？
三十年，她们经过了沧海桑田的变迁，经过了风风、雨雨，经过了是是、非非……
回忆四清那段经历的作者说：“从桃花（桃花公社）一回城，我们这几个人都遭了殃，中央电视台的四清工作队员们休息三天回来上班时，意外发现夏某某（回忆四清那段经历的作者）已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来又戴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做为‘特务嫌疑’进行审查；黄某某是夏某某的大红人，再加上家庭出身而受到牵连；黄某某被遣返回了山东老家，干了好几年农业劳动。”
三天前还在审查别人，批判别人，执笔判别人的“死刑”，可在三天后却要接受别人的审查，受别人的批判，此时的“她（他）们”心里不知在想什么，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所想在三十年中一点点积累，积累到了三十年后对当时她们处理过的人产生了一点悔意。
可是当那一点点悔意出现了的时候，已是江山依旧人事全非了。
“回忆四清”写了那段文章的作者问：“当年的老支书在哪儿？”答：“已经九十多岁了，耳聋眼花，从不出门。”
我想“既使老支书不耳聋眼花，她会去看他吗？假如她真能去看他，她能跟他说什么呢？她能给他什么呢？她去看他，还不如不去看他，不去看他，他的心会静得像一潭湖水，如果看了他，即使她会说一句道歉的话，更会一石溅起千重浪，唤起他对以往沉痛的回忆。
老支书早已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还将要因政治生命的结束而“不光彩”的结束他那**生命。在他结束他**生命的时候，不要让他有什么懊恼，他对他的以往早已习惯了，他对他的以往早已从自身找出了原因，他对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忏悔了，一切都是自己的不是，他已经认可了的，习以为常的，适应的东西，就照着老路让他走下去吧，如果一切都变了，这倒是对这个九十多岁老人的又一次惩罚。
四清的又一个名字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通过运动，让“社会主义好”深深的在社员心目中扎根，那时喇叭里总是唱着这么一个歌：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壮，瓜越大。
…………
…………
这个歌的含意是，社员离不开人民公社这个集体，只有人民公社强大了，社员生活才能跟着好。
要想让大家认识现在比过去（旧社会）好了，就得有个对比，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名词叫“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就是抓村里那典型的“苦大仇深”的出来把自己的身世，新旧两个社会做个对比，讲给大家听，以此教育大家。
谁知，他们（四清工作队）遇的“当性儿”不好，说当性儿不好是说：在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一九六五这几年，农村虽较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一九六一，“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有所提高，但是还是相当困难，还是吃不饱，上级为了解决大家吃不饱的问题，给大家调济来了麦麸子，每家根据人口数量配给一定数量的麦麸子，麦麸子不是白给的，要用自己一斤口粮换三斤麦麸子（再贴些钱），麦麸子虽然大家不爱吃，但大家很愿意换，因为是原来吃一斤，现在可以吃三斤了。
又因为他们选忆苦思甜，“对象”选错了人，结果弄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他们选的这个人，是村中唯一一个一辈子没有娶过媳妇的人，没娶过媳妇自然是因为穷，富的不但要娶一个媳妇，还要娶俩娶仨呢？
这个人叫什么哪？叫“拧棒骨”干活儿干死活儿，做事认死理儿，这个人拧，拧起来，十头骡子也板不回他的脖子。拧棒骨的这个脾气使他吃了不少亏。
那阵儿他五十多岁，粗胳膊大腿，宽厚的肩膀，长着一身腱子肉，一身皮肤油黑、油黑，夏天下身穿着一件肥大的“绾档裤”，甭管干什么活儿，就是夏天锄那已经末了人的棒子地，也绝不穿上衣，他力气大，如果有几个人锄那末了人的棒子地，不用他答腔，只要登在地界子往那黑油油的棒子地一看，就知道他在哪儿。
为什么知道他在哪儿哪？因为别人锄地，只是把地皮儿上的草锄干净了就得了，而他可不是，他锄每一锄，把锄板子都揞进地里，一锄拉回来，把垅上的棒秧子弄得忽搧忽搧直晃悠，站在地界上，只要看到哪垅棒子秧晃悠，他准就在哪里了。
由于他干活儿实在，解放前谁都愿意雇他来家里干活，解放前他种完了自己那二亩地，每天都去给人家打短工，他吃着人家的，喝着人家的，拿着人家的，一入了冬，他就闲了，闲了一冬，开春儿再去给人家干活儿。
解放了，他除了自家那二亩地，又分了三亩地，五亩地不够他一个人种，闲了还是给人家去打短工，日子过得悠哉、美哉。
可没想入社了，分给自己的三亩地不归自己了，原来自己的那二亩地也归公了，原来是自己一个人吃饭全家不饿，自己想干就干几天，自己不想干，就歇几天，到了冬天，在家偎一冬，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可一入了社，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得有三百六十天卖到队里，自己不自由了，不但自己不自由了，原来是给谁家干活吃谁家的饭，可是现在还是要出去天天干活，却是回家吃自己的饭，吃自己的饭，如果有得是粮食也好办，可是一样大的岁数，给一样多的定量，他生就的大肚囊子，一样多的定量人家可能够吃，可是他却不够吃，不够吃，他只能跟生产队要点麸子，他对吃麸子愤愤不平，现如今工作队动员他忆苦思甜，不知是工作队干部跟他讲的不透彻还是他智商太低。
他在忆苦思甜会上说出了这样的话：“我过去给人家干活，一天要吃四顿饭，粘发饽饽，小米干饭豆面汤足餐，可是我现在一天只能吃两顿饭，还要吃麸子。”
四清工作队干部打断了他说的话，道：“大爷、大爷、您停停、您停停，您说的不对，您过去给人家干活，那是您受人家剥削了，您现在不受人剥削了，您现在是在给自己干活，剥削是罪恶的。”
这个大爷听了这话似乎无动于衷，又似乎有动于衷，谁也想不起来他冒出了一句什么话，这句话使大家又想乐，又不敢乐，个个都捂着嘴，不敢出声的乐。
这个大爷说道：“你们说这剥削那剥削，我看你们两个是真正的剥削！”
这个大爷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呀，主管大爷这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队干部姓包，而这个村四清工作队队长姓肖，包同志召开的这次会，而肖同志来旁听，在这里取得经验再去推广。
这两个姓的巧妙结合，谁也没想到，谁也没往那儿去想，谁也不敢想，想了也不敢说，可是这个大爷呢，还是那句话，光棍“一身材”吃饱了全家不饿，无忧无虑，无一牵挂，只要嘴痛快了就行了，可是嘴痛快了换来的是什么呢？
四清工作队的干部看他不听劝告，嘴无遮拦，满嘴喷粪，胡说八道，转眼之间把忆苦思甜会改成了批斗会，原来是让他坐着立马改成了让他站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