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绪清的长远战略规划里，来的形势是严峻的，不说身边拼命发展的日本和虎视眈眈的俄国，就说要赶上已经遥遥领先的英、法、德、美，未来那两次改变世界命运的大战势必是要抓住的。然而就像参加一场豪赌，要想从中收获丰厚的回报，势必要有雄厚的赌本。关绪清现在就如同拥有高超的赌技，却没有足够的筹码一样，空自叹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好在他还只有十七岁，如果历史没变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还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他还有大把机会去筹集赌本。而这些赌本中，国家的工业实力无疑是重中之重，小到枪炮弹药的供应、军衣粮食等物资的补给，大到重炮、军舰的补充，军队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快速的调遣布置都需要庞大的工业实力作后盾。
对于这一点，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这个时期规模较大的普法、普奥、克里米亚战争，往往都是由一两场战役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军队素质的高下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
然而纵观两次世界大战，工业实力对战争的影响体现的淋漓尽致，如果不是国内密布的铁路交通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怎么能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同时支持起对东西两线地压迫作战，往往是一个师在香槟的赛纳河畔刚刚完成一场防御战役。
三天以后又出现在乌克兰的黑土地上，包围了俄国近卫军团的一个师；而士兵素质向来以怕死着称的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却能击垮公认士兵素质一流，且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日本，靠的就是他那庞大的工业实力，珍珠岛一战，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但不出一年，美太平洋舰队实力即恢复了旧观，甚至超越了从前；珊瑚海海战。日本损失了“凤翔”号轻型航母，“翔鹤”号航母重伤，美国损失了“列克星敦”号航母，“约克城”号航母重伤。
但是美国军报上却写着“我们取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胜利”，而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认为。只要能够以2：1的伤亡比例结束战斗，美国就是胜利的。因为美国地造船能力是日本的四倍以上。而另一个事实也应证这一观点，珊瑚海海战结束后，同样是重伤失去作战能力的两艘航母。“翔鹤”号因为日本本土可以为大型航母提供修复的船台太少，结果未能参加随后地中途岛战役，而约克城号几乎在美国东海岸的任何大型船厂里进行修复。结果回到港口仅用了七十二小时就完成了基本修复。并最终成为美军在中途岛战役的一支奇兵。让日本海军遭遇了“决定性的败仗”。
由此可以体现工业实力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起到地决定性作用，没有哪个国家能在那样的世界大战中一直保持不败。即使两个星期灭亡波兰，三个月打败法国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也做不到，最终大家还得比拼谁造地飞机、坦克多，谁建造军舰、潜艇地速度快。
对于起步阶段如何发展一个国家地重工业，关绪清曾结合各个国家的经验以及后世地一些研究做过深入的思考。这里面不乏快速而成功的例子，比如像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关绪清从中总结出了三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其一，是企业规模，十个零散分布的小工厂，不如一个同等规模的集团，只有大规模的集团才具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另外，大规模的工业集团往往成为一个行业技术、制度的标杆，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而比起零星建设，集中建设的大规模工业集团更加能够提高人才利用的效率，避免恶性竞争导致的内耗和重复建设形成的浪费。大规模的工业集团往往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集中体现，就像曾经有人说过，只要中国能打造成一个西门子、一个克虏伯，就实现了现代化。这话固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说出了这一个道理。
而第二条重要的经验是国家政策。大型工业集团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都是通过一步一个脚印发展而来，除了资金、人才、技术的积累，海量的订单也是其扩大规模的原动力。这就离不开两大政策，一个是地区倾斜化政策，另一个是产业倾斜化政策；地区倾斜化政策很好理解，只需想一下后世邓爷爷在南海画下的那个圈，便可知一二，那就是典型的地区倾斜化政策，企业要发展就需要圈地扩大规模，需要便利的公路、铁路交通条件，需要税收、人才录用等政策上的扶持。而产业倾斜化政策可以这样理解，人力有时而穷，国家也是如此，不论是资金、技术还是人才的储备，都是有一个限度，如果把他们平均分配在各个行业上，结果可能是所有行业都平平碌碌，一事无成，尤其像中国这种资金缺乏，教育条件落后，基础条件薄弱，人才储备水平低下的国家，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将资金、人才投入到一些具备发展优势、拥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中去，在短时间内把这个行业做大做强。执行产业倾斜化政策最成功的例子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同样是封闭落后，国内大量黄金被套取流失，资金、人才储备比之当时的中国还远远不如，但日本人明显懂得工业发展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根据其岛国多优良海湾的情况，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集中力量发展造船行业。其国内几乎所有工业地发展都是为造船工业服务的，而资金和人才也几乎都投入到了这上面，使得日本的造船工业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从蒙昧状态一下跨越到可以建造世界先进军舰的水平；而之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汽车工业带动的第二次经济飞跃，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电子工业带动的第三次经济飞跃都是日本始终贯彻产业倾斜化政策的结果。
第三条重要的经验是经济体制。这里的经济体制不是指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而是指企业和政府之间地关系。地区倾斜化和产业倾斜化也并非完全没有弊病，以当年的苏联为例，因为十月革命后险恶的国际形势，当时苏联政府把工业发展重心放在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领域，并因此取得了长足地进步。为后来在不利条件下击败强大的德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是产业倾斜化政策的实施，势必使得政府参与到企业地运营中，就其本身而言，实际是一种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苏联的许多重工业企业在后期由于过分依赖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领导，丧失了企业地独立性和市场自主性，导致企业运营僵化，企业员工缺乏主动性。产品的研发与市场需要背道而驰，这就是由于经济体质造成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政府强力干预下，忽视人才主动性、违背市场规律地国有型企业是难以成功地。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像日本历史上就是通过把官办企业进行贱卖来解决这个问题地，三菱、三井等名震后世的财团就是这样而来。私有资本地注入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商人逐利的本性也是企业始终跟随市场规律的保证。
对于这三条经验。关绪清是十分重视的。好在从一开始。他就秉承着贵精不贵多的标准。工部名下的十几家官办企业走的都是规模化、集团化发展的道路，不仅技术和人才在国内首屈一指。而且各自都相当具有特点，像江南制造生产的产品就以精细着称，而且始终追逐国际先进的技术，而天津机器局就以粗犷、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着称，往往一个产品设计到了他们那里，便会以最简单、经济的面貌呈现出来，以光绪十一年设计的铁轨为例，江南制造局采用的是最好的螺纹钢，并采用德式接技术，其质量几乎和英、美所产的铁轨不相上下，而天津机器局用的则是最便宜的铸钢，采用的是简单的螺帽对接，同等长度，其成本不到江南制造局铁轨的三分之一，而在正常地质气候条件下，其使用寿命几乎相差不了多少。其它的诸如福建船政局专攻造船、东北机器局专攻锅炉蒸汽机等动力的研究、孙德胜专攻军火冶金方面，都各自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成功之路。
另外关绪清也效仿后世的日本，把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购入大量法国设备的造船业上。希望能在海军这一领域领先世界。
而如何处理好技术更新和规模拓展之间的关系，维持一种良性的竞争，就需要处理好第三个问题，如何将这些深深打着官僚资本烙印的企业私有化，使他们真正回归到市场规律中来，不再是某个官员升迁的资历。生产地产品也非不计成本，只是滥竽充数。这个问题才真正急需解决却又难以解决的顽症，由于采取了后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办法，这个时期的官办企业并不像历史上那样虚耗无度，天怒人怨，相反在两次对外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关绪清清醒地知道这都是表面现象，或者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这样的“公有制”企业本身具有很多弊端。如企业容易受到行政干预，而非市场规律的支配；企业发展的持续性不足，容易产生一朝天子一朝臣，发展方向混乱的情况；企业员工容易产生积极性不足。靠情面说话，人浮于事的情况。站在关绪清所处地地位和角度，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是唯一可行可靠的长远之计。然而这势必要触动一批官僚的利益，尤其是在这些官办企业身上倾注了许多精力的洋务派官员。他们地反弹势必极其剧烈，这绝不是一句“君子不言利”可以压得下去的。
就在关绪清准备大肆发展工业，积攒“赌本”的时候，一南一北都出了问题。北边就不用多说了，俄国的频繁骚扰已经让关绪清大感头疼。而南边越南、越北两省也接连出现小规模的暴乱。
北边的俄国关绪清已经派了李鸿章去跟俄国人谈判了，坦率的讲关绪清此时心中自己都没有底，如果俄国撕毁两国最新划分的边界线，面对如狼似虎的沙俄还真没有想好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毕竟英国在印度、马来西亚的部队对刚刚被划入大清的缅甸还是窥视已久了的。
南边的情况就要简单很多，都是一些心怀故国。又不满在新政府中失去地位地前越南官员所为，规模也不过是数十人、上百人在乡村间的抢掠。在刘永福软硬兼施的打压下，现在越来越不成气候，至于前越南国王在醇亲王地严密监视下，倒是老实得很。
对于安南两省，关绪清其实并不是十分担心，一来这个地方，中国自古对其就有足够地影响力，比之西藏蒙古更有过甚，到明朝初年，这里还是中国地一个省，而安南也创下过连续六任宰相全部是来自中国的汉人，像祖籍福建地陈家就曾连续三朝担任安南的宰相；二来从文化上讲，越人没有自己的文字，用的一直是汉字，北部许多越人和广西、云南境内的百姓根本就是同祖同源，许多人都会说汉话，而南部在法国人三十多年的殖民统治下，反抗力量都消磨得差不多了，百姓对故国的认同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而且这片土地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基本统治制度和国内几乎如出一辙，都是采用的地方宗族制度，关绪清以这里的汉人和地方宗族作为统治基础，从他们中间选拔低级官员，从而牢牢地控制了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