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让李乐投入大量经费的研究项目，就是有关后世计算机的研究项目了。
实际上在1941年，走在人类计算机前列的，依旧是美国和英国，德国只能勉强算是紧随其后的国家罢了。
但是有了李乐，这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英国的科学成果都被德国收入囊中，尤其是计算机人才方面，如果图灵不死都要被押送回德国。
而且，图灵搞出来的那几个机器，哪怕是已经被破坏的，都被送回到了德国，成为了德国计算机方面的参考。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德国已经掌握了许多计算机方面的前瞻技术，而且储备了不少人才。
接下来，李乐作为德国元首，准备要在本国开始计算机研发项目，重要性并不比核武器差上多少。
而且，凭借着这两种技术，李乐希望德国科学家们可以拉动国家其他方面的技术一起起飞，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这就是后世强国们最愿意玩的一种大规模投资建设类游戏——“系统工程”！
说白了，就是把一个项目放在国家的高度上去系统的统筹和规划，尽可能的用无数足以带动国家建设的小项目，来完成一个超级项目。
比如说有关航空航天的投资，就是各个国家最典型的系统工程。
通过发展航天技术，让材料学、发动机制造、导航、计算机设备、无线电控制等等一系列技术都得到进步，为国家积累各方各面的优势。
实际上，德国的技术水平很高，在火箭还有喷气式飞机，雷达以及金属材料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可惜的是，因为缺乏系统规划，德国的优势项目没有成为带动国家进步的龙头，只能各自为战，在各自的领域内勉强保持着微弱的领先。
李乐来自后世，他才不会让这种事情再一次发生。他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帮德国人提出统筹规划的概念，促使德国提前开始属于自己的系统工程。
比如说计算机方面的研究，显示器技术就可以应用在电视机上，计算设备可以用在密码破译上。
就在1941年的5月，此时此刻世界上最先进的一台计算机正是诞生在了柏林大学，它使用的是电子管作为自己的核心结构。
然后，在开发出了电子管计算机之后，德国工程技术人员马不停蹄的投入到了新的研发工作中去，因为元首已经获取了美国的“情报”，对方正在开发更先进的“晶体管计算机”。
这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了，因为美国根本就没有在1941年前后进行晶体管计算机的大规模研究。
不过德国在这方面走到了美国的前面，德国已经开始试验晶体管这种听名字就差不多知道结构的新兴元器件了。
晶体管计算机已经属于第二代计算机了，它要比电子管计算机先进几十倍，运算效率也更高。
有元首支持，开发这种新式的计算机，德国高层没有理由怀疑这件事情的正确性。
刚刚开发出来的那台被称为“夏娃”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展现出了它的强大。
在一些运算上，它完全超越了以往的人类工具设备，简直就和神遗留下来的工具差不多神奇。
计算机项目被德国内部的代号是“魔术师”，《魔术师计划》也成了德国内部仅次于“那个”的庞大计划。
莱维•冯•伯莱恩知道元首正在大把大把的花钱出去，而这些钱大部分却又神奇的大把大把的飞回到了元首的口袋里。
他从未见过如此会赚钱的高人，也从未见过如此会花钱的高人……
无数人因为元首的项目开发有了工作的机会，哪怕是科研大楼，都会提供扫地工这样简单的工作。
数十万人在为元首的新开发项目服务，而他们进而养活了近百万人口。这些人代表的是自己的家庭，一个人工作也就代表着一个家庭不会挨饿。
结果开发出来的相关衍生产品，就差不多把这些人的工资赚出来了。
比如说，开发计算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全新配比的铝合金，这种合金可以通过电解来大规模的生产，重量还轻盈，很适合作为前线士兵的日用品原材料。
仅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用此类铝合金材料加工生产出来的饭盒就被送到了前线实验，广受士兵们的好评。
随后就证明，这种材料可以大规模的应用在汽车上，增加结构强度不说，还能减轻汽车的重量。
奔驰汽车公司立即购买了这项专利，出的价钱是整整1000辆六轮卡车——这笔钱最后国防军决定买单，因为他们急等着这1000辆卡车。
然后，陆军方面拿出来抵债的，是部分德国境内的老营房，还有一些军队资产。
这些东西很快被拍卖一空，一大堆房地产开发商买走了大部分的土地，并且立即投入资金开始把这些土地变成高楼大厦。
剩下的没有被拍卖掉的土地，都被元首捏在了手里。他命令帝国财团投资这些土地，建设发电厂、医院、学校还有超级市场来盈利。
配套的基础设施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就业机会，而良好的基础建设也拉动了当地的房屋售价。
新兴的超级市场很快就又拉动了当地物流行业的发展，无数刚刚并入德国的非德意志人的无业游民们找到了简单的运输工作。
社会变得忙碌起来，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人们忙着赚钱，也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究竟是不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这件事情了。
所以，德国境内，包括繁华的占领区，几乎都已经看不出战争带来的影响了。
至少在目前看来，德国发动的战争完全是在刺激内需，发展本国的经济，并且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至于危害，除了伤亡和伤亡带来的痛苦之外，似乎根本没有！
这绝对是现代版的以战养战，也是系统工程统筹规划带来的国家决策层面上的，一种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