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的脚板心一阵一阵的痒，我被弄醒了。我睁开眼看见，孙晓鸣坐在床边儿，笑嘻嘻地正用一根羽毛挠我的脚心，这是一根我插在桌上笔筒里的羽毛笔。我坐起身把他按在我的腿上，抬起巴掌朝他屁股拍了两下。我说你好坏，我都放假了，连懒觉也不让我睡。他歪过头调皮地看着我，笑嘻嘻地说，就要闹你，就不让你睡。我说看我怎么收拾你，我扯下他的裤衩，用巴掌扇他的屁股，他在我腿上挣扎着，伸出手挡在屁股上，我抓开他的手继续拍打，他停止了挣扎，看他闭上眼一脸很享受的样子，我就把他推了起来。他伸出手臂搂着我脖子，很赖皮地靠在我身上。
他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悠悠地说，有件事好奇怪。我问他是什么事？他也不看我，继续仰头望着天花板说。小时候特别怕挨打，在哪儿都当乖孩子，绝不去干闯祸的事。读初中后，因为交往的同学都是些坏孩子，挨打便成了家常便饭，渐渐也就不怕挨打了。每次挨完打趴在床上，屁股虽然很疼，但心里却觉得挺快乐的。如果隔段时间没挨打了，还真想惹点事讨顿打。
他说完这些话，直勾勾地望着我，想从我脸上找到答案。我想了一会儿告诉他，也许很多男孩都是这样，挨完打，反而心里觉得挺痛快的，痛快，就是痛且快乐。孙晓鸣呵呵地笑了，他捣了我一拳，说我形容得准确。
我接着说，法国有个大哲学家叫卢梭，写了一本《忏悔录》，他在书中说自己在少年时代，经常故意惹华伦夫人生气，就是渴望这位贵妇人，能够用鞭子狠狠抽打他的屁股。
孙晓鸣听完我的话，如释重负，他笑着说道，看来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他快乐地翻身下床，在地上做起了俯卧撑。他叫我替他数着，一口气做了50个，每个都非常标准。
在警校一年的训练，孙晓鸣的胸肌，腹肌，看上去都凸显得非常明显，胳膊上的肌肉也是硬硬的。他说在学校，学员队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跑步，然后去健身房练拳击和举重，晚上10点宿舍就关灯睡觉，生活极有规律。
但突然孙晓鸣低下头，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说，开学不久，他就差点被警校开除了。我有点惊愕，催促他把这件事讲给我听。显然，我觉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他说开学两三个月后，学校为了调动我们这批学员的学习兴趣，专门安排了实弹射击课。男孩子对枪都特别感兴趣，每次在靶场训练时，都有专业教员陪同指导，训练完后再把枪送回枪械库。枪械库有个大爷值班，是个退休老警察，平常去领枪时，在值班室跟大爷登个记，就把枪拿出来了。
有天晚饭后，他叫同寝室的一个学员，陪他去了枪械库，他想去室内靶场过过枪瘾。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把枪别在腰里，顺便把一盒子弹也塞进了兜里，他没跟大爷登记，他说那位大爷跟他爸很熟。
在靶场，他把枪装满子弹上好膛，放在射击台上，当他正在戴防音耳罩时，那个学员在旁摆弄着手枪，突然“啪”，一声枪响，枪走火了，那个学员的指尖正顶在枪口上，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流向了手背和胳膊，他俩都惊呆了。那位学员握着手指，赶快向医务室跑去，还好，只是把左手食指的指甲盖打飞了，没有伤着骨头。
孙晓鸣说，这下可是闯了大祸，当晚值班的副校长通知了校长，校长急匆匆从家里赶到了学校。校长把他叫去了办公室，他胆怯地刚走到校长跟前，校长抬手就给了他一耳光，气急败坏的说道，你胆子太大了，你胆子太大了，要出了人命怎么办？
校长跟我爸接通了电话，简单几句话，把情况介绍了一下。然后他非常冒火的说道，老孙，你这宝贝儿子是要害我呀，偷了枪还伤了人，要真出了大事儿，我这校长也就甭当了。我也不关他禁闭了，你把他接回去揍一顿，让他在家反省一周，好好写检查。
这个校长，跟我爸是解放初期同时进入公安局的同期生，也经常来我家喝酒吃饭，他们关系特别好。事后我听说这种性质的事，学员当即就应该被开除学籍。
我说孙叔叔那么厉害，那你不被打惨了呀？苏晓鸣苦笑了一下说，我真在家反省了一周，而且是趴在床上，那一周，我屁股都不敢碰凳子。他拉下裤衩让我看，隐隐约约还能看见浅浅的四五道疤痕横在屁股上，能够想象出他当时屁股真被打烂了。我搂着他的肩膀，真希望他这辈子能够顺利点，再别出什么差错了。
这个假期，孙晓鸣天天就泡在我这儿，我的父母都去了东北，我爸是去参加他那只老部队的一个庆典活动。当年他手下的一个连长，如今已是军长了，这位军长殷勤备至的带着他当年的老首长，到处旅游参观。
邓长明从北京回来后，也跑到我这里来凑热闹，他真不愿意回到临江门那个吊脚楼里去住。他的哥哥几年前，贿赂了一位医生，开了一张肝炎证明，逃避了上山下乡，就在临江门摆了一家小面摊儿，还顺便卖点早点，如今已是万元户了，邓长明读大学的生活费就全靠哥哥资助。
孙晓鸣的哥哥，几年前去重庆附近的长寿县当了知青，一九七七年试行高考时，没有考上，于是回到公社发奋补习，一九七八年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