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起来检点行李，乃超和我各各流了一身大汗。
我们空起身子到南京来，哪里会钻出来行李呢？那是翦伯赞和杜守素的书籍，托人从重庆运到了南京，现在我们又受委托，要由南京运往上海。杜老两件，翦老一件。
杜老的两件实在把我们难为着了。一件是竹篾包，用极细的棕绳，单线地捆成原稿用纸形式。另一件是破旧的洋铁皮公文箱，也只将就着箱上的细棕绊绳随便拴扎了一下。这怎样能够上火车呢？经不得两提两掷便要完全垮掉。时间也来不及了，另行包装固然不可能，就要再买绳子来加上也没有那样的余裕。怎么办呢？留下，等下一次的机会吗？
但是，我们要代替杜老，多谢翦老。
翦老的一件，那老实的程度可以说是处在另一端的地极。本来是皮箱，外面还有布套。布套外面，两头又都捆扎着极老实的麻绳。对不住，翦老，我们只好把你的麻绳偷用了。
把两条麻绳解下来，绑在杜老的身上，于是问题便得到解决。汗水流了，心里正感觉着愉快。就在这感觉着愉快的时候，周公突然走进我们的房间里来了，接着又是李维汉，范长江。他们是来送行的，这样浓厚的情谊使我吃了一惊。
——哦，这么早？吃惊发出了声来。
——我们昨晚一夜都没有睡。
我明白了，今天不是说“苏北难民”要示威游行吗？为了预防万一，有些重要的东西当然不能不检点。今天的梅园新村必然是演的“空城计”吧？
要说话都感觉着是多余的，然而也没有多谈话的机会了。参政会的汽车夫也来了。我们便立即动身。
周公们把我们送到旅馆门口，用力地握了手，大家都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声“保重”。我们上了车，车子也就开动了。
南京城依然和七天前初来时那样，白眼地看着我们来，又白眼地看着我们去。
到了下关车站，人是相当嘈杂的。乃超把几件大行李带去打行李票，我站在车站的当中守着几件小行李。
不期然地碰着李仲公和他的夫人，他们是要往苏州去的，也在守着小行李等行李票。
这位北伐时代的老朋友，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年来只充当着一位立法委员，处在赋闲的境遇。他的身体不大好，把南京城里的一座公馆卖掉了，要移家到苏州去养病。这突然的邂逅，打破了我的孤独感，就好像在黑夜的海洋里望见了一只同样在海上行船的桅灯。但没有好一会儿，仲公的行李票打好了，他们便先进月台里去了。
行李票打好了的人都匆匆忙忙地赶进月台，嘈杂的车站上疏疏落落地没有剩下多少人了。乃超进了票房之后，老是不见转来。行李的检查显然是很严格的，我老远望见有好几名宪兵在那儿监视着，有的更亲手翻箱倒箧地检查，就好像通过国境时税关上的人怕人漏税的那样。
等得焦躁来做伴了。它向我说：怕会赶脱火车吧。焦躁也等得不耐烦，又各自走了，接着来的是无可奈何的镇定。第一趟赶脱就赶第二趟吧，走不成，索性留在南京，倒也可以再看热闹。心境一镇定，思虑苏活了起来，有了些回旋的余地了。
首先想到的，是企图发现几位“苏北难民”。无疑，在车站上一定是有好些“难民”英雄的，但却辨别不出谁就是谁。英雄们或许已经集中到别的地方，准备游行去了吧。
这儿在三天前正是大打出手的地方而今天却是太平无事了。三天前的血迹什么也看不出。究竟代表和记者们是在什么地方挨的打呢？人可以怀疑根本不曾有过那件事。
忽然觉悟到一个真理。大家都在渴望和平，就好像和平已经飞到天外去了。人民代表来为的是找回它，美国的五星元帅来帮忙找了半年，我这一次来也糊里糊涂地摸索了七天，然而和平不就在眼前吗？没有大打出手的人就是和平了！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真理！
中国的轨道，摆在眼面前的就只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消灭大打出手的人，另一条是实现民主政治。不照着这样做，一切的一切都是轨外行动，那必然要闹出乱子。
火车出了轨，唯一的步骤自然就是把它搬上轨道来。这一工作或许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我敢于相信，顶多让“英雄”们再扰攘几年吧，迂回曲折或甚至头破血流的结果，终归于走上消灭大打出手和实现民主政治的两条轨道。……
乃超到头也把行李票打来了，他连连地说：好不麻烦！好不麻烦！
我们也就只好埋着头，喘着气，提着小行李，匆匆忙忙地赶进月台，幸好火车还没有跑掉。
头等车里面已经坐满了人，而且还有站着的。我发现车厢的右前隅有两列座位空在那儿。
那儿为什么不好去坐？——那是宪兵座位呢！乃超告诉了我。我才看见窗棂上果然有“宪兵座”几个红字。这对于我倒是一个新鲜的东西。这在战前没有看见过，在国外也没有看见过，无疑是可以称为新国粹了。
只好站着。但不一会儿开车的哨子响了，车上又下去了好些送客的人。于是我们两个人又才隔离着找到了两个座位。李仲公夫妇却不在这个车厢里。
火车毕竟在轨道上跑起来了，轨外的一切无情地被留在我们的后面。
中国的前途，我相信就是这样。
——南京哟，再见！
（本书参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注释，个别条目有修改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