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百乐门，记者。调查这三个关键词指向的历史案件，这个任务被易文翰交给了傅熙喆。
提到记者，易文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廖琨，毕竟他跟乔川很有渊源。
吉时当即便联系了廖琨的后代廖方南，毕竟之前二人也算是相识，保留了联系方式。
但很遗憾，乔川所谓的这个记者绝对不是廖琨。因为廖琨自从小百合案件之后便一直在走下坡路，记者是早就不当了。1935年，廖琨在乡下，不可能跟百乐门的案件有关。而且廖琨是在67岁那年病故的。
除了廖琨，还会有什么记者跟乔川有关的？
易文翰原本以为只要傅熙喆找刘非去查旧报纸，很快就能找到对应的案件。可事与愿违，这个任务交付出去的第三天，易文翰就收到了傅熙喆的回应——刘非已经把1935年整年的旧报纸的扫描件都发给了傅熙喆，傅熙喆亲自证实了刘非的说法，根本没有这么一起案件。
易文翰的密码破译错误？不可能，这个破译结果是他跟吉时分别得出的一致的结果。而且乔川笔记之前的三次密码全都跟真实案件匹配，这最后一次也绝对不会例外。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案子的确是发生过的，只不过尚城日报没有报道。
随后，不用易文翰说，傅熙喆自己就表明，已经联系了尚城本地的各大报纸，寻找这起淹没在历史河流中的案件。
易文翰丝毫不怀疑傅熙喆的能力，以他的势力人脉和经济势力，别说是尚城的所有老报纸，就算是全国的也不在话下，只是时间问题。
很快，半个月过去，令易文翰和吉时都大感意外，大跌眼镜的结果是——一无所获。
易文翰不死心，不单单是因为不能完全破译乔川的笔记，还因为他有种强烈的直觉，这最后一起案件可能会跟眼下发生的连环案有关。
钱益多和纪潇潇的命案，凶手身份未知，目前有四个嫌疑人，分别是贾伟杰、范欣、刁珊珊，还有一个嫌疑最重大的傅熙喆。
不光是易文翰不死心，傅熙喆在这件事上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易文翰分析，傅熙喆跟自己一样对最后一起案件非常好奇，而且任务交给他，他一个月没有任何成果，非常受挫。
要知道，傅熙喆可是傅承制药的董事长，这点小事儿都做不成，而之前易文翰和吉时轻松就找到了乔川笔记对应的前三起案件的记录。可想而知，傅熙喆在易文翰和吉时面前，真是丢人丢到家。
大年初四，在各自陪伴家人三天，经历了包围阻击催婚大战的腥风血雨之后，吉时和易文翰相约在一家餐馆共进午餐，暂时逃离战场，喘口气。
“傅熙喆那边有没有什么新进展啊，”吉时边吃边闲聊，“他应该不会故意瞒报吧？”
“应该不会吧？”易文翰心里也没底了，“除非这起1935年的案子也跟傅家有关，难不成记者是受害者，凶手是傅家的人？”
“有这个可能，当时傅家有钱有势，想买通媒体把案子压下去很简单。如今傅熙喆也是有钱有势，想要瞒下咱们俩当年的真相也是轻而易举。哥，不是我说你，当初你就不该把这个任务交给傅熙喆。”
易文翰自嘲地说：“我的错。我当初是想，反正刘非也被傅熙喆收买了，找他不如直接找傅熙喆。不过换个角度，傅熙喆越是对咱们隐瞒这起案件，说明这案子越有蹊跷，傅熙喆身上的嫌疑越大。”
“我有种强烈预感，1935年的这案子可能跟眼下的连环案有关。虽然时隔这么久，不可能是同一个凶手，但我就是觉得有联系。”吉时耸肩，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直觉是一种期盼，因为他们都迫切需要一些线索，钱益多和纪潇潇的案子一直这么悬着，他们很挫败。
“英雄所见略同，”易文翰对于跟吉时不谋而合已经习惯，“所以咱们现在很被动啊，除了傅熙喆，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查那么久远的案子。”
“找孙教授？”吉时能找到的唯一的渠道就是历史学家孙教授，孙教授德高望重，跟刘非不同，被傅熙喆收买的可能性小。
就在两人商量着明天去给孙教授拜年，顺便再请老人家帮忙的时候，易文翰的手机响了，来电竟然是傅熙喆。
易文翰直接开了免提，且听对方如何说。
“喂，易队长，过年好啊。”傅熙喆的声音很有力量，跟上次通知易文翰一无所获时候的挫败、没精打采全然不同。
“过年好，”易文翰没什么感情色彩地回敬对方，“傅先生特意打来电话，应该不只是拜年这么简单吧？”
傅熙喆哈哈大笑，“对，不止这么简单。虽然我很希望就是这么简单，但我清楚，你跟吉老师对我的态度，所以没有正事儿，不敢叨扰。”
“有消息了？”易文翰报以期望地问。
“是的，其实一周前就有了进展，但是没有最后结果，我担心是空欢喜一场，便没通知你。现在已经有了结果，所以恳请易队长和吉老师过来，有东西要亲自交于二位。”
“在哪？”
“我在办公室恭候二位。”
易文翰和吉时哪有心思再吃饭？当即结账走人，直奔傅承大厦。
数次前来，他们俩已经是轻车熟路，前台小姐换了人，但仍旧一眼就认出他们俩，带领他们乘坐专梯直达傅熙喆办公室。
办公室里，傅熙喆见到二人再次拜年问好，然后便把一本棕色封皮的旧书交到易文翰手中。
易文翰觉得傅熙喆两句话寒暄都是多余的，也不回应，直接低头看书。这么一看，傻眼了，全是俄文。
吉时把俄文书从易文翰手中拿走，去看里面他能够看得懂的阿拉伯数字，然后问：“这是1965年出版的书，只印了100册？”
“是的，这本书的作者名叫索菲亚•利特维亚克，书名是索菲亚的前半生，是一本回忆录。索菲亚1909年出生，1959年，50岁的时候写了这本回忆录，1965年自费出版。”傅熙喆介绍。
吉时合上书，在傅熙喆眼前摇了摇，无声提问。
傅熙喆示意二人去沙发坐下。
三人落座后，对于这本书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跟他们要查的案子有何关联，傅熙喆娓娓道来。
半个月前，傅熙喆收到消息，尚城所有的旧报纸都没有1935年百乐门有关记者的案件记载，傅熙喆一筹莫展。但很快，他在众多旧报纸中发现了一条新闻，是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白俄难民的。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大量平民、旧贵族、地主沙俄官员等等，大约200万人纷纷离开俄国，其中20万人就到了中国。
苏俄在1921年废除了流亡者的国籍，意味着这些人全都是无国籍者，身上唯一的证件，就是国联为难民颁发的南森护照。在这些人中，99.9%的白俄难民都是平民，他们没有钱，不会说英语、汉语，而且本来就不擅长体力劳动，卖苦力都竞争不过中国人。
更关键的是，这些人没有国籍，自然也就没有其他外国人在中国那样的特权，可以说是人人都能欺负。
为了谋生，尚城的这些白俄妇女中，有22%的从事卖淫业。而男性就更不靠谱了，大多都会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根据1929年的资料显示，尚城租界巡捕房在当年抓的外国罪犯，85%都是这些白俄。
索菲亚•利特维亚克就是一名拖家带口来到尚城的白俄难民，不幸沦落风尘，在百乐门做舞女。
尚城日报1935年的一张旧报纸上有当时索菲亚跟其他舞女的合照，报道中还提到了，当时二十多岁的索菲亚在百乐门颇受欢迎。
当然，报纸上提到的有名有姓的舞女不只索菲亚一个，但本国本地的人好查，傅熙喆早就派人一一去查过，遗憾的是能够找到后代的，其后代也不曾听祖辈说起过1935年百乐门发生过跟记者有关的命案。
傅熙喆不甘心，本国的查不出，那就去查外国的。于是他派人前往俄罗斯，寻找索菲亚的后代。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让俄国的私家侦探查到索菲亚后代的所在，让索菲亚的后代提供索菲亚撰写的回忆录。
傅熙喆派去俄国调查的手下自然是懂俄语的，当时便翻阅了索菲亚的回忆录，然后向傅熙喆汇报，回忆录就是傅熙喆要找的答案，并且回忆录本身就能解释为何尚城本地的报纸没有记录那起案件。
“这本书你们拿回去看，”傅熙喆又从抽屉里拿出了同版本的两本书，把其中一本交给此时手上没书的易文翰，“我让手下一共买回来三本，咱们三个一人一本，就留下当个纪念吧。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把我的那名俄语翻译也借给你们。”
易文翰谢绝翻译，他可信不过傅熙喆的翻译，就算真让人家翻译了，他们也得核实一遍，莫不如自己翻译，反正现在有个电脑和手机在线就能翻译，大不了麻烦一点。
易文翰提出告辞，临走时，傅熙喆在后面提示，“关键内容从156页开始。”
回程途中，吉时一直在翻看那本很有年代感的旧书。
易文翰打趣，“怎么？看多了就能看得懂？”
“不是，我是在观察，这本书会不会是傅熙喆自己搞出来的假货。”
“应该不会吧？自费出版也是出版物，肯定会有记录的。”易文翰想，可以登录俄罗斯的网站去查查看。
“无中生有不太可能，但也许做过改动呢？”吉时从156页开始，往后看装订的书脊部分。
易文翰微微摇头，潜意识里，他相信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先想想，咱们怎么翻译吧。”
“最好不要外泄，靠人不如靠己，今晚咱俩加个班？”
易文翰调转方向，直奔市局自己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