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外，人头攒动，京城的居民早早就赶了过来。
似乎，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将在今天发生。
宫廷内，高位正坐的神宗皇帝根本抬不起头来，面对着三十多名内阁大臣，年幼的神宗皇帝并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不但会改变皇室的命运，还将改变整个帝国的面貌，甚至改变帝国的未来。
坐在神宗皇帝侧后方的李太后却非常清楚。
对李太后来讲，短短六年时间，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
作为北方大地主家庭出身，并且嫁入皇宫，最终得成“正果”的李太后来说，从进入皇宫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就注定与其他人不一样。
世宗驾崩之后，穆宗即位。
穆宗在位仅六年，算不上有作为的皇帝。前三年，由严嵩为首的内阁府把持国家大权，后三年，以海瑞为首的内阁仍然凌驾于皇权之上。在此情况下，碌碌无为的穆宗反而是帝国保持稳定的关键。
穆宗驾崩之后，传位于年仅十岁的儿子，也就是神宗皇帝。
对一个十岁的少年来说，根本不具备处理朝政的能力。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神宗也注定是一名碌碌无为，且在位至少数十年的皇帝。问题是，意外偏偏发生了。
明历二百零四年（公元1572年），也就是神宗即位的那一年，内阁首辅海瑞病逝。
接替海瑞的是时任内政大臣的高拱，半年后，高拱卸职，由时任商贸大臣的张居正接替，并且重组内阁。
毫无疑问，内阁府的频繁变动必然引发祸乱。
特别是，还有一个居心叵测，受到大地主阶级控制的皇后在一旁窥视的时候，帝国内阁府的动荡带来的只是新的乱局。
也就在张居正就职的次月，李太后在数名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内阁官员的支持下，以亲政的方式出现在内阁府，开始干预内阁政务。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变动并没有引发新的内战。
说白了，当时的大地主阶级没有打内战的资本。“立宪战争”结束后，三十四年间，世宗与穆宗皇帝都很少干预政务，在严嵩与海瑞两位内阁首辅的领导下，帝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初显成效。
张居正上台的时候，内阁三十六名大臣中，只有七人来自地主阶层。
同时，帝**队也完成了改革，不但全部换装新式火器，还全面效忠内阁，而不是帝国皇帝。
也就是说，通过政治与军事改革，由资本家把持的帝国内阁府已经掌握了帝国的政治与军事大权，再加上掌握在资本家阶层手里的经济大权，残留的大地主阶层根本无法与资本家阶层抗衡。
只是，严嵩与海瑞的改革并不彻底。
或者说，他们没有来得及完成改革就先后病逝了。
当时，帝国政治体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缺乏监管体系。而当时，根本没人知道该怎么监管权力庞大的内阁府。
李太后正是以监管内阁府为由，参与内阁政务。
面对地主阶层的反扑，张居正没有采取强硬手段，毕竟保持稳定是资产阶层的共同目的，也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因素。
最重要的是，张居正也意识到，如果内阁缺乏监管，缺乏约束的话，内阁迟早会变质。
接下来的六年中，以张居正为首的内阁“开明派”与被李太后控制的内阁“守旧派”进行了激烈的争斗，直到现在，即明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政治斗争才有了最终的结果。
“皇上，时辰到了！”
小皇帝回过头来，朝侧后方的母亲看去。
李太后闭上了眼睛，暗暗长叹一声之后，朝着年幼的皇帝微微点了下头。
随即，在内务官员的帮助下，小皇帝拿起帝国印玺，在面前的文件上盖上了帝国皇室的印章。随即，帝国印玺被放入了一只锦盒之中，由内务官员送到了首辅张居正的面前。
似乎心有他想一样，略微迟疑了一下，张居正才接过了装有帝国最高权力标志的锦盒。
到此，帝国皇帝向内阁全面移交权力的仪式正式完成。
当日，神宗皇帝颁布诏书，移居西苑（现中南海）。
次日，张居正下达帝国内阁府第一千五百八十三号法令，也是帝国内阁府下达的最后一道法令：授命徐阶改组帝国议政院，并且正式授予议政院立法权。
半年之内，帝国第一次议员选举结束，一千三百二十一名当选议员入主帝国议政院。
到此，帝国政治改革完成了最为重要，也是最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改革。
实际上，由张居正推动的“议政改革”并不是帝国首创的，而是从远在万里之外的尼德兰革命中吸取的经验。
当时，尼德兰革命刚刚爆发，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尼德兰各省成立了联合执政机构，并且在执政机构外设立立法机构，由各省推选立法委员。也就是说，初步完成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分割，并且使拥有立法权的议会具有约束与监督政府的实质性权利。
尼德兰资产阶级的开创性举措给了张居正极大的帮助。
当时，帝国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不能限制内阁的权力，内阁就不是完整的，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同时也无法打消皇室复辟的野心。
说白了，帝国需要一个不属于皇室，由资产阶级掌握，独立于内阁运作的权力机构。
扩大议政院的职权范围，并且授予其立法权是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选择。
正是如此，张居正名垂千古，成为了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与改革家。
虽然，张居正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离”体制，当时司法权仍然掌握在帝国内阁府的手里，但是设立真正意义上的议院，并且赋予议院足够的权力，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
另外，张居正还为帝国的发展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
以往，帝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守旧地主阶级的矛盾都是通过内战的方式爆发出来，结果必然产生严重的破坏，消耗帝国的实力。
张居正却用和平的方式化解了帝国的内部矛盾。
也就是说，张居正首创了“渐进改革”的发展模式，从而避免了大规模内战对帝国所产生的严重破坏。
这也是后来史学家最为推崇，也是张居正最受后人敬仰的地方。
只是，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渐进式的改革，还是激进的内战，随着帝国资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包括皇室在内的守旧势力迟早都会退出历史舞台，将帝国的大权，将帝国的未来交给新兴资产阶级。
如果说，在严嵩与海瑞执政期间，帝国更多的是在恢复第二次内战造成的创伤，并且着重巩固帝国在东方世界的地位，稳步拓展海外空间的话。张居正上台之后，帝国迎来了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从明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到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大明帝国进入了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
在此期间，帝国国内工业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八的速度增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自由工人，帝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明历二百零三年的时候，帝国人口中，农民仍然占到了七成以上。到明历二百四十一年的时候，农民只占到了帝国总人口的四成。
当然，对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并不一定获得了幸福。
四十年间，帝国最为流行的就是“圈地运动”。
随着纺织业，特别是毛纺业的飞速发展，帝国工厂对羊毛，棉花等农作物的需求量急剧增加。除了通过海外掠夺获得部分资源之外，绝大部分资源仍然需要从帝国内部获取。为了生产更多的羊毛与棉花，大量开明地主收回了土地，并且通过巧取豪夺等各种方式圈占小农的耕地。
到明历二百五十年的时候，帝国的农场与牧场占地面积从明历二百零三年的一亿二千万亩扩大到了四亿七千五百万亩！
伴随着“圈地运动”的还有“科技革命”。
“科技”是从欧洲引进的新词汇，是科学与技术的合称。
之前，帝国资本家重视的只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而不是探索技术背后本源的科学。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扩大，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的传入，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意识到了技术本源的重要性，并且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
四十年间，随着科技进步，帝国在最重要的纺织、冶炼、船舶等工业方面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至少五到十倍。同时，广泛推行的农场式经营模式，也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倍，从而基本上满足了帝国的粮食需求。
伴随着技术进步，是资本家越来越开阔的眼界，以及越来越高的政治要求。
这其中，张居正推行的政治改革产生了非常大的诱导作用。
自从议政院改革后，就有人提出了设立单独的司法机构，以此更加全面的约束内阁府，并且对议政院形成制约。
只是，当时张居正德高望重，且清廉自律，由他领导的内阁府的**问题并不严重。
设立独立司法机构的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只是越来越多的被资本家所议论，并且成为了资产阶级最强大的诉求。
这些，都为帝国后来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打下了思想与民意基础。
只不过，对正在高速发展的大明帝国来说，在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之前，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外，来自已经平静了近两百年的北疆。
似乎老天爷要考验大明帝国的生命力。
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一场几乎摧毁了整个大明帝国的暴风雨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