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处理的是等级比较低的旗人，或者是低级的官吏或者是低级的军官。
这些旗人本身的价值也不是很大，但是轮到那些高官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们所身处的等级注定了他们可以得知很多常人不能得知的消息。
通过对他们的拷打，不仅可以获得数量更多的财产，也能得知更多的关于清廷罪恶的秘闻。
关于清廷内部一些政治斗争的丑闻，一些私下里的权钱交易等等等等，不管是清廷中央的还是陕西地方的，这些东西有助于赵学宁在未来编撰历史教科书，也有助于兰芳政权对带清持续鞭尸。
等这些消息全部都被拷问出来、记录在案之后，再把这些人按照比例分配到全国各省，交给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发泄愤怒，将积攒了一百多年的仇怨狠狠的发泄出来，甩掉身上的历史包袱。
除了这帮旗人一定要清算彻底之外，还有一批人也必须要处理。
这批人虽然不是旗人，更不是满人和蒙古人，但是他们也一定要得到严惩。
这批人便是带清小朝廷在太原举办的那一次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新官僚。
那一次，因为太原小朝廷非常需要人手的帮助，本来只取三百多人，但是那一次一共取了九百多人。
别说是一甲进士了，就连那些三甲的同进士都有很多人被直接赋予了比较重要的职位，一些明明只能充当八品九品官员的人，那一次也都是七品官起步，主打一个见者有份。
那一场科举考试的状元翁良直接进入户部，担任户部侍郎，突出一个特事特办。
对于这种四五年参加伪军的行为，赵学宁哭笑不得。
只能说当时带清还没有彻底完蛋，很多消息也没有传到那些地方，全国各地区的人对于带清当时的情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最后一次带清的科举考试还是能选拔出九百多垫背的死鬼。
对于这群人，赵学宁也没有任何的手软，不管他们是出于个人的情感而参加了科举考试，亦或是在家族的要求之下参加了科举考试，他们都是兰芳的敌人，一個都不会放过。
不仅他们本身要问罪，他们所属的家族也必须要被问罪，赵学宁不打算询问什么原由，哪怕这些家族和之前在兰芳的那些家族一样有着分散投资的想法，也只能说他们是倒霉。
赵学宁没打算给他们活路，这九百多个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家族将成为这一轮清算的冤大头。
带清是北方人口少，南方人口稠密，但是北方的耕地数目是要超过南方的。
受限于黄河泛滥以及气候因素，北方的粮食产量不如兰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当初清军抵达北方的时候是有过跑马圈地这么一轮环节的。
整个北方地区被八旗权贵所圈下来的土地数目要远远超过南方，因此北方的土地兼并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掌握北方土地的人也都是和八旗有关的人，要么就是八旗旗人，要么就是包衣，要么就是相关亲属。
这些大地主一百个里面杀死一百个，说不定还有比较冤的，但是一百个里面杀死九十九个，肯定还有漏网之鱼，所以杀起来并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将他们整个摧毁，有利于解放更多的土地出来，便于兰芳在北方地区推动农庄制度，重建社会基层。
对西安小朝廷的清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对全国范围内旗人阶层以及与旗人阶层相关的利益阶层的全面清算也由此展开。
赵学宁在西安留了三个多月，在此期间他和部下们一起商讨出了一个全面清算条例，对整个满清权贵系统当中的所有人都决定进行一轮清算。
不单单是现在身处于八旗之都的人要被清算，就算是乾隆年间被强迫出旗的那些曾经的八旗汉军人员也都要被调查一番。
为了更加干脆彻底的把八旗的印记从中华大地上彻底抹掉，这帮人赵学宁也没有打算放过。
甭管在八旗体系之中是怎样的地位低下，哪怕家里只是出了一些宫女，但凡身在八旗之中，都不会逃脱兰芳政权的清算。
这一次的清算是彻底的清算，这一波清算完毕，赵学宁就要带着整个中华向未曾设想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而去。
在此之前，必须要把旧社会旧制度给大家带来的一切枷锁全部砸碎，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能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崭新的工业文明。
除了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更多的当然还是经济层面的问题。
将整个旗人阶层以及与之利益关系接近的大地主豪商阶层一并消灭掉，将他们的所有财产全部充公并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工业社会前列的重要举措。
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农业社会有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工业社会也需要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
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在小农经济的状态下很难生产出工业社会所需要的东西，就算生产出来也没有足够的消费力可以将其消费掉。
所以赵学宁必须要在一定意义上解放出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进入工业生产当中，需要以国家强制力推动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到来。
为此，赵学宁需要进一步的确立集体农庄在中华大地上是最基础的生产单位与社会单位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集体农庄在最开始只是一个单纯的生产单位，在南洋本土的时候，集体农庄的设立是为了开垦南洋诸岛上的荒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的组织效率。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集体农庄渐渐具备了社会职能，所以在北伐前夕，赵学宁在南洋本土的最后一次改革之中已经确立了集体农庄作为乡级政府组织的身份。
那时起，集体农庄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单位，也是一个社会组织单位，县官府以下的兰芳政权组织就是集体农庄。
在集体农庄的模式下，农民们以个人土地参加的形式进入到集体农庄当中，他们的土地同时也是集体农庄的土地。
在日常生产环节当中，因为集体农庄内的劳动力也需要承担周边地区的基础建设，所以集体农庄内部的农业劳动力从来都不是满负荷运转的，就是维持着一个两班倒，乃至于三班倒的模式。
一部分人留在农庄内从事农耕生产，一部分人则需要响应上级官府的号召去修路，修建水利工程等等等等，然后执行轮换。
而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农业生产工作并没有因为人数的减少而出现下滑。
究其根本是因为在集体农庄生产模式之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出去务工，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所有的土地在集体农庄组织之下统一耕种，并不因为是某人的土地就得到先耕种，也并不因为是某人土地而滞后耕种。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使有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不得不外出务工，也不担心自己的土地没有人耕种，所以整体来看集体农庄的农业产量还是连年递增。
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与农业科技的发展，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集体农庄制度的建设和推广为兰芳政府北伐带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资支撑。
毫不客气的说，兰芳政府可以以南洋小国的基础拉出十万军队，集体农庄制度居功至伟。
而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下，赵学宁和兰芳政府也发现了农业劳动生产力的相对过剩。
在南方各省因为地少人多的因素，农业劳动力本身就处在一个过剩的状态之中，而随着集体农庄制度的建设以及农业科技的进步，单个农民依靠各种农具和畜力能够耕种的土地数量也不断增大。
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那么多人来耕种土地。
原先需要两个农民才能耕种的过来的土地，在科技进步和有效组织之后，仅仅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耕种，并且获得与之相同乃至于稍稍超过的产量。
在这种情况下，多余出来的这个农业劳动力如果依旧留守在土地当中，并不能取得更多的收益。
这个多余出来的出来的劳动力如果没有其他的方式运用起来，就必然会降低农业生产所能带来的效益。
在农业社会中，尤其在小农经济状态之下，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往往没有其他去处。
要么留在家里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想方设法增加土地亩产，要么就只能离开家里的土地，外出谋生或者做小生意，或者给人当小厮打小工，乃至于铤而走险，落草为寇，或者是冒着生命危险下南洋。
这种情况在兰芳北伐之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因为大量原本属于旗人阶层和大地主豪商阶层的土地被兰芳政权武力夺取收归国有，然后建设集体农庄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这一部分土地的分配增加了南方各省所能承载的农业人口的上限，在这一过程当中，社会秩序是稳定的。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三年的时间过后，南方七省已经有一些地方因为人口回流等等因素而再一次出现了农业生产力过剩的情况。
各地政府都有向中央政府报告这一情况，他们汇报说人口因为稳定的局势而快速增长，粮食亩产量虽然也在增长，但是他们很担心这样下去又会出现之前带清之下所出现的状况。
所以要求中央尽快开启大移民计划，将这一部分过剩的农业人口转移到中南半岛和南洋诸岛上进行垦荒。
这本身自然也是兰芳政府解决剩余农业劳动力的既定方案之一，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
所以作为第二套方案，发展工业生产以容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成为了兰芳的既定国策之二。
在这一过程当中必然需要一部分农业人口从集体农庄当中主动离开，从农民转职为工人，他们是否愿意也是一个难题。
就如同南洋和中南半岛虽然有大量肥沃的土地，但是人们是否愿意前去垦荒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这需要大量的宣传投入。
劝说人们从千百年来的农业生产模式当中脱出、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生产模式之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原先就没有土地的那些矿工、木匠和铁匠等等，他们倒是容易接受，可是已经进入集体农庄体系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他们会轻易的接受吗？
在带英，最初发生这一情况的时候，靠的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非常惨无人道的形式把失地农民强行驱赶入城市里，成为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
当时第一批工人并没有任何的权益保障，做着最重的体力活，吃着最差的伙食，居住在最差的环境之中，人均寿命甚至不到三十岁，还有大量的童工，可谓是惨绝人寰。
如此才有了工业资本家的原始积累。
但是兰芳政权肯定不能用这种方式强迫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到工厂当中做工，而且兰芳也根本就不需要这样。
赵学宁同样打算打宣传牌，讲兰芳工人的待遇，广而告之，发动强大的宣传力量，主动号召一部分农民进入到工厂。
或者说并不需要那一部分农民放弃他们的土地，只需要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将多余的劳动力推到工厂当中，成为工人另立家庭，这也是一种减轻农业压力的方法。
所以在新占据的北方各省之中，赵学宁打算限制集体农庄内的人数规模，并同步进行宣传力量的投入，对全国百姓正式展开工业生产模式的宣传。
而且此时此刻设立工厂吸纳多余的农村劳动力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战争还没有结束，兰芳军队还将继续扩编，还会继续战斗，在可以看到的未来当中，兰芳军队依然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资。
这些军需物资仅靠现有的工厂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未来必然还需要更大量的钢铁工厂、煤炭工厂、火药工厂和兵工厂，这些地方都需要很多的劳动力。
其次，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也会逐渐变更。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广东南部开始的水泥路修建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