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赵学宁必须要承认他手上是没有什么机器的，他的机器都是来源于欧洲，技术人员也都是来自欧洲。
他把尼德兰设置在东印度群岛的一切都给吞并了，这是他发家的根源，没有尼德兰和他的老丈人彼得鲁斯，他办不到这一切。
或者说没办法那么简单那么快速的办到这一切。
吞并尼德兰东印度群岛的一切让他走上了快车道，几乎少走了三五十年的弯路。
后来，尼德兰的技术被他全部掌握，他又安排秦寿等专业忽悠人员从法国和英国购买当时更加先进的技术，有些技术人才甚至是被蒙骗过去的。
但是这些购买过去的机器或者是通过其他手段得到的机器已经在本土人才的操作之下完成了革新。
他手下的技术团队成功掌握了当时的欧洲技术，并且在此之上发展出了更新的技术，创造出了更加高效率更加好用的机器。
兰芳大学体系的三根支柱之一的科技大学已经体现出了很大的作用。
从一开始需要研习欧洲教材，到现在科技大学里的教授们自己编写教材来教授学生，巨大的进步是可以看在眼里的。
就比如说实用型的蒸汽机，那就是在中华联邦本土的科研人员的帮助之下完成了实用性革命，让这个蒸汽机拥有足够的动力，能够带动火车长途行驶，能够带动船只在海上长途行驶。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财政部真的是出了大价钱，把各种资源的几乎是不要钱的往工业部门送，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
在试验期，做一次不能保证成功的实验，要五万两白银保底。
而这样的实验往往还不是一次就能结束的，可能要做个七八九十次，五十万两白银就这么砸了进去。
换做别人，早就被这么庞大的支出给弄得口眼歪斜、心律不齐、大小便失禁了，但是赵学宁还偏偏就忍住了。
他的身体依旧很健康，心理也非常健康，他非常健康地看到了损耗非常庞大的技术革新的成功，促成了蒸汽机车的实现、蒸汽机船的实现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大量产业中以蒸汽机为动力所带动的那些机器。
工业部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让蒸汽动力的机器在全产业之中的普及，只要能用上蒸汽动力机器的产业，都能看到蒸汽动力机器的身影。
产业工人们越来越熟悉蒸汽动力的机器，越来越习惯和机器相处，炼铁炼钢，锻造枪支火炮，切割大型木材，搅拌水泥，这些大型工业生产环节都可以用上蒸汽机。
除此之外，生产铁制农具、铁锅、铁勺、铁铲等等民用器具，也都已经用上了蒸汽动力的新式机器，各式民用产品大批量上市，市场上的商品数量前所未有的充盈。
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交通革新也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物美价廉的新式工业产品以一往无前、猪突猛进的姿态闯入了刚从带清的专制体制中挣脱没几年的人们的视野之中，一下子就把他们搞不会了。
过去，铁制农具是关键性的生产工具，昂贵、稀少、国家体制一般很少能够提供充足的铁制农具，一旦被用坏了，很难快速购买添置。
所以家家户户都十分宝贝，真要是弄坏了，就只能用木头、石头作为代替，以至于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降低。
而现在，质量十分优秀的各式农具就在商店里放着，价格之低令人咋舌，很多老百姓都不停擦拭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这個价格，好像比之前低了五六倍的样子？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集体农庄为单位，农业部和工业部组成技术推广小组专门下乡指导，推广新式农具的使用。
高校轻便的新式农具比之前的老旧农具要好用得多，轻松省力的多。
原先挑水还要用人力，从河里或者井里挑水，现在直接上蒸汽抽水机，分分钟就把水给抽了上来，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大家伙儿的水桶水缸全部填满。
原先需要三个时辰才能做完的农活，现在一个时辰不到就已经完成，生产效率成倍增长，集体农庄里的农民们看着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个的都仿佛飘在云端、腿都软的站不起来。
除此之外，位于天京、成都、燕京和西安的四所科技大学早已联合在一起成立了肥料研究小组，认真钻研赵学宁从欧洲引入的植物营养学说。
在“前人”的智慧指导之下开始研究除了动物粪肥之外的其他肥料。
欧洲人大约在十八世纪中期开始，以当时的物理化学基础开始研究植物营养学，走了一段弯路，但最终还是研究出了人工肥料，实现了粮食产量的极大增长。
赵学宁在四年前就把植物营养学引入了当时的兰芳科技大学，要求学者们进行研究，且通过一些“小手段”，几乎把整个欧洲的研究成果都给复刻到了兰芳科技大学里。
目前来看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赵学宁的千里眼的指示下，至少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具体的方向。
但是以蒸汽机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明显只是赵学宁计划里的第一步，蒸汽机的使用效率比较低，电动机和内燃机才是赵学宁接下来要追求的。
所以早几年之前，赵学宁一方面派人去欧洲美洲找电池，把当时欧美的电学理论整体复刻到兰芳科技大学里，一方面又派人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寻找石油。
最后成功把电学和石油燃料学这两门学科引入大学当中进行研究，同步进行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
有了蒸汽机作为动力设备的前置研究成功案例，赵学宁对于电动机和内燃机这两种动力装置的研究怀揣着非常大的信心。
他相信这两种动力设备在这个世界也绝对是由中华联邦率先研制出来，并且率先投入实用领域。
别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中华联邦领先，第二次，第三次，乃至之后每一次，中华联邦都会走在全球之前！
这就是赵学宁心中最大的野望，也是他绝对不可能认输的关键点。
在他的这种争分夺秒研究新技术的理论指导之下，中华联邦的科研人员们的确也是卯足了劲儿在往前冲。
在充足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之前，目前根据赵学宁提出的电报这一观念，已经由科研人员开始开始提出课题进行研究和实验。
他们把当初美国人富兰克林用风筝线引雷的这么一个实验做了一番安全性的改进之后，在紫金山进行了重演，确定了电是可以经过导流装置准确无误的进入蓄电池当中的。
既然如此，赵学宁提出的使用电和导流装置进行信号的转化这么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存在的。
理论上，只要这个导流装置足够长、足够耐用，哪怕两个传导终端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藏，他们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通讯。
但是赵学宁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设想。
他还提出可以抛开这种线路式的传输装置。
电自发的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天上地下无处不在，只是我们没有关注过。
如果我们可以捕捉到电，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利用电的这种形态实现远隔万里也能瞬间进行的无线电通讯。
赵学宁再次用自己的千里眼给科研人员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为他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告诉他们有线传输并不是终点，无线传输才是他们要追求的目标。
尽管对于现在的科研人员们来说，连有线电传播技术都没有搞明白，更遑论无线电技术，技术总是要一点一点往上攀升的。
但是赵学宁相信，他们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明确的指引之后，就能自发的去寻找能够证实能够实现这个方向的方式。
他们等于是在寻找是在复原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有的放矢，而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窜到哪算哪。
赵学宁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这群科研人员创造奇迹。
奇迹，本来就是要人去创造的。
为了对付带英以及整个欧洲，赵学宁苦心孤诣地完成了这么一波文化交流的计划，而现在美利坚上赶着要求他做这样的事情，那赵学宁还能不满足这帮美利坚人吗？
美利坚现在国力不行，文化自信也没有，这个时候中华联邦要是不来一个机械降神狠狠的给这帮土老帽开开眼儿，那可就真的是白来这么一回了。
所以赵学宁决定了，要把在伦敦办的那些事情原封不动复刻一遍去美国。
现在老美的首都不是纽约，也不是华盛顿，而是费城，那就让整个文化交流团队跟外交使团一起去费城，从无到有开始帮这帮新大陆的土老帽们了解了解什么是中华、什么是中华文明。
既然连欧洲的那些东西他们都追捧的不要不要的，更何况是比欧洲文明更加优秀，更加灿烂夺目的中华文明呢？
只不过一想起这帮人，赵学宁就想笑。
反正他是从来都不知道所谓的左宗棠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帮人反正非常富有创造性，他们总是能创造出一些让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也根本不会想要去创造的食物变成中餐的代表性作品。
为了不让那样的事情再度重现在这个世界，赵学宁决定先他们一步，先把正儿八经的中华美食、中华美酒给弄过去，让他们尝尝正宗的，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口味做一些微调。
反正因地制宜灵活变通这八个字是赵学宁送给那些在外创业的人的制胜法宝。
到时候在带英、法兰西购买土地建设农庄，再雇佣本地人种植庄稼之类的，搞一些中华式的变革，想想就很带劲。
这个全面的往外铺开摊子的计划非常的大，不是短时间内靠着少数人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至少需要二三十年时间、需要全体国民参与的大事件。
这个计划一旦完成，就算没有完全成功，成功个七八成，赵学宁都能确定未来世界三四百年的时间里都不会摆脱中华联邦的巨大影响力。
到那个时候，中华联邦才是真正的“日不落共和国”。
唐文山随后和赵学宁又商议了一些与老美通商投资的细节上的问题，然后便离开了。
第二天，赵学宁邀请了杰斐逊前来大总统办公室做客，自己单独招待他。
得到赵学宁邀请的杰斐逊非常激动，他表示居然能够得到赵学宁的单独邀请，所以倍感荣幸，一上来就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一丝不苟，生怕被赵学宁看轻了他。
赵学宁笑呵呵的给他泡了一杯明前龙井，就和他坐在一旁开始闲谈。
“或许你们之前也没有怎么注意过，但是自从你们派商船来到广州做贸易开始，我也派了一些商船去到你们那边和你们做生意，所以我对你们美利坚不是没有任何了解，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
所以说老实话，你这一次过来我还挺奇怪的，毕竟我在我的书里面可没有说伱们美利坚的好话，我以为你们那边应该有不少人是在骂我的，也不会想着和我扯上关系。”
杰斐逊没想到赵学宁上来就谈了这么一个敏感而又略显尴尬的问题。
不过他也非常欣赏赵学宁的直接和坦诚，他也知道这个问题迟早都是要解决的。
两个国家如果要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历史上有什么包袱，至少是要对对方到底有个说法的。
虽然说中华联邦和当下的老美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包袱，但说法总归是要有个说法。
所以赵学宁就率先拉开了话匣子。
而杰斐逊也知道这个事情必须得有个说法。
中华联邦如是如何看待美利坚的，中华联邦的领导人是如何看待美利坚的，这个问题也是杰斐逊必须要知道，然后带回去告诉华盛顿的。
“大总统先生，您非常坦诚，您的坦诚在我看来已经超过了许多的政治家，如果说美国国内的那些政治家能有您十分之一的坦诚，我想我也不会就那么辞去国务卿的职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