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刘长卿作了首七律，名叫《长沙过贾谊宅》，既表达对贾谊遭遇的同情，也表达对自身遭遇的怜惜：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贾谊是洛阳人。洛阳牡丹天下一绝，洛阳才子也是天下一绝，贾谊是杰出代表。在汉文帝年间，贾谊是才中魁首，文中牡丹。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贾谊还是才中大才，文中豪文。后人如此推许贾谊，除了他才高外，他的遭遇也是一大原因。贾谊的遭遇，是大才子遭遇的缩影。
年方十八的贾谊就以背诵《诗》《书》，撰写文章而闻名洛阳，《过秦论》无人不知。河南郡守吴公听说贾谊才高，招贾谊于门下，对贾谊宠爱有加。贾谊在吴公处过了几年大展才华的好日子，然而，天才的日子注定越过越难，除非天才退化为庸才。
光大汉室，造福于民，这是刘恒发下的宏愿。刚登基，刘恒听说河南政治清明，百姓富足，于是提拔吴公为廷尉。吴公惜才爱才，举荐贾谊，刘恒便封贾谊为博士。
于是，贾谊二十出头便进入了朝廷。此后，每当议论朝中事务，别人总是默不作声，贾谊却滔滔不绝。贾谊的每一句话都针锋刺骨，常常道出朝臣们想说却又说不出的意见，其中包括木讷的周勃，有勇无谋的灌婴。贾谊才高如此，刘恒极为赏识，一年多后，破格提为太中大夫。
被破格提拔后，贾谊很高兴，默默立志要展现自己的才华。起初，贾谊只是在朝廷上议论政治，现在，他想要做实事，改革内政。贾谊认为，大汉建都已经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政通人和，局势稳定，是时候创造自己的风格了。
贾谊通晓《诗》《书》，对朝臣服饰、礼乐等儒家的那一套都懂。贾谊根据“五德之运”，推算拟定：汉朝应该崇尚黄色，数字用五，官员的称谓都得依此更改。
改动一人事小，简单易行，要改动整个国家，就不单单是繁琐无比，耗资也颇大。刘恒是个节俭的人，他连皇宫诸人的衣服都舍不得更换，自然不愿意费心更改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所以，刘恒没通过贾谊的提议。刘恒节俭，的确是好事，但他对百姓的好只是小恩小惠，他并没有将这种好延长、扩大，在这件事上，他显然没有长远地看待。
这个建议不行，贾谊又提了一个——更改国家法令，让列侯们回封国养老。老臣回封地，能削减长安开支，又能驱逐不喜欢的功臣，刘恒何乐而不为？于是，刘恒让周勃带头回封国。
回封地养老就等于退休，汉朝没有这个规矩。贾谊被破格提拔，老臣们本已愤愤不平，现在贾谊又想驱逐他们，怎能咽下这口气。周勃、灌婴、冯敬等老臣预谋伺机报复。
贾谊改革内政，精明能干，刘恒想提拔贾谊位列公卿，此时贾谊二十六岁。公卿是三公九卿的简称，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公卿食禄二千石，是汉朝高官。老臣们听此追封，个个心生怨恨。于是周勃、灌婴等老臣联名上书：“这个洛阳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专欲擅权，只会坏事。”吕雉擅权的凄厉回声还飘荡在大汉朝堂，一提擅权，刘氏子弟无人不惊，何况是文弱的刘恒。
刘恒知道擅权之祸，也害怕。自此，刘恒日渐疏远贾谊，最后左迁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一路由长安到长沙，要经过湘水。湘水，就是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屈原投水而死的地方。贾谊一路伤怀，无处发泄，到屈原投水而死之滨，如逢故旧，顿生相爱相惜相慰之意。
贾谊自比屈原，仿佛如伤心人再临伤心地，伤心更增。贾谊既伤身世，又伤才华，于是作了篇名垂文坛的《吊屈原赋》。
《吊屈原赋》作完，屈原贾谊已经浑不可分，谁是屈原，谁是贾谊？好像贾谊生活在战国，又好像屈原生活在汉朝，就像不知道庄周是蝶，抑或蝶是庄周。后世唐人刘长卿拜访贾谊故居，同样感时伤怀，自比贾谊，写了首《长沙过贾谊宅》。
贾谊一篇伤怀文章，满纸哀愁，令人不忍卒读，只说一句话：谗臣当道，好人被贬；举世没有知己，我郁闷难受。贾谊在长沙郁郁哀伤了三年，长沙湿气重，贾谊忧伤难以排遣，外扰兼内愁，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三年后的一天，有只像猫头鹰的鸟飞入，立在他的坐席旁边。古人认为猫头鹰不祥，贾谊一腔伤怀，更认为它不祥。贾谊见此鸟，觉得不久于人世，郁郁之愁如长沙的湿气，一日比一日浓。贾谊哀伤陡增，大书悲伤之怀，写了篇《服鸟赋》。《服鸟赋》感情真挚，言辞洒脱，表达身遭挫折，看透世事，与物遨游的心态。贾谊在辞赋中与物遨游，在现实人生中却看不透世事，执著于用尽平生所学，建功立业，这为他的死埋下了隐忧。贾谊渴望建功立业，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施展才学。贾谊是位才痴，痴情得让人为他感到痛楚。
怪鸟飞来，贾谊给自己占了一卜。卜辞是：野鸟入室，主人将去。主人是将去，但不是去死，是去见刘恒。
刘恒没有开疆扩土的雄心壮志，只求守好祖上基业，让天下百姓温饱。贾谊在刘恒的政治生涯中，是位可有可无的人，所以，见周勃等老臣反对甚烈，就选择牺牲文人贾谊，以稳朝纲。
自古官场风云“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贾谊由中央贬到地方，大才难用，壮志难酬，心如死灰，郁郁寡欢。
怪鸟入室一年多后，贾谊深感担忧。一年多的哀伤，贾谊已是形容枯槁，满脸哀伤。
突然有一天，刘恒招他去长安。这一道诏命，就像一星火焰，竟然重燃了贾谊那已化为灰烬的心。贾谊急忙奔回长安，渴望被重用。此时的贾谊身负忧伤，只剩一腔热血。刘恒却心怀神仙之志，只求成仙入道。
刘恒在宣室接见贾谊。刘恒问贾谊鬼神之事，贾谊对答如流。不知不觉夜已深，刘恒听得心神俱醉，不禁移坐席去接近贾谊。刘恒感叹，我有很久没见贾谊，自以为比他厉害，如今才知道不如。贾谊心中暗问，我才高八斗，无所不通，不知是否被用。
唉，刘恒没问贾谊治国兴邦之道，却问鬼神之事，这就注定了贾谊不被重用。后世唐人李商隐《贾生》论述了此事：
宣室求贤访逐客，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刘恒以前没有魄力起用贾谊，现在他则不想。贾谊不是刘恒的重臣，更不是大汉的社稷之臣。贾谊生活在一个君主文弱的时代，主人的池塘容不了贾谊这条蛟龙。
后刘恒任贾谊为梁怀王刘揖的太傅。梁怀王是刘恒的少子，刘恒很爱他，希望他能向贾谊多多学习。
贾谊从长安悲伤到长沙，在长沙悲伤数年。刘恒一纸诏书，他高高兴兴地来到长安，然而刘恒给他的仍然是悲伤。他在长沙是太傅，到梁国仍然是太傅，刘恒只喜欢贾谊做传道、授业、解惑的太傅。
在长沙的这四年，他的上书又得罪刘恒的宠臣邓通。按理说，刘恒此次招贾谊回长安，不会如此冷落贾谊。贾谊受此冷落，原因就在邓通。贾谊生活在夹缝中，最本质的是高才与俗世的夹缝，表现为周勃和邓通等人所造成的夹缝。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今四川乐山县），是个划船的黄头郎。黄头郎，就是头戴黄帽的人。他受到刘恒的宠幸，全因刘恒的一场神仙梦。
刘恒曾梦见自己升天，但是升不上去，有人相推，助他升天，刘恒回头，只见是个将上衣束成带状系在屁股的黄头郎。刘恒痴迷于神仙之道，醒后，在未央宫西南的苍池中找寻这人，果然见一人的穿着如他梦中所见。一问方知此人叫邓通。痴迷于神仙之道的人联想都很丰富，“邓”就是登，邓通就是登通，意味刘恒将通过邓通而成仙。从此两人形影不离。
有一次，刘恒让看相的给邓通看相，看相人说邓通会贫死。刘恒一听，笑了，说：“我身为一国之君，邓通怎么会贫死？”刘恒怕邓通真的贫死，送邓通一座四川的铜矿，让邓通自己造钱。当时朝廷允许私自造钱，刘恒这么做，相当于给邓通一个印钞厂。邓通不负刘恒所望，他造的“邓钱”和吴王刘濞的“吴钱”驰誉天下。
贾谊知道私自铸钱会引起违法乱纪行为，农民将不务本而重商，后患无穷。于是贾谊上书禁止民间铸钱，结果不但刘恒没采纳，还招惹了邓通。
贾谊命途多舛，这次又栽在邓通造就的夹缝里。贾谊悲伤，他悲伤地生活在一个不安且懦弱的年代。匈奴几度入边，肆意抢夺；诸侯王坐大，叛乱连连，刘长和刘兴居就是例子。贾谊才气鼓荡，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他多次上书陈事，其中《治安策》尤为后人推许。
贾谊辞赋写得好，政论开汉室之先，后世的好几位政论家都益于贾谊。《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贾谊强调“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主张削弱诸侯王权力，力抗匈奴，重农抑商，倡导礼仪教化，谕教太子。贾谊觉得汉室的天下还不安稳，安稳只是表象，如果不控制住诸侯国，将来必出大事。从韩信、彭越、卢绾等人造反的事例中，贾谊总结出：实力越强，越想造反。贾谊建议刘恒对诸侯国实行分封制，将大诸侯分成小诸侯，直到依靠朝廷保护为止。
虽然贾谊给刘恒提了很多意见，但刘恒对贾谊并非言听计从。有的刘恒采纳，有的则没有。贾谊和刘恒的关系，就像卖者和买者的关系。贾谊提出鼓励自杀，鼓励诸侯王或逐臣自杀。刘恒不仅通过，还亲身实践。薄昭杀了一位汉使，被抓问罪。薄昭是刘恒的舅父，刘恒未登基前一直帮助刘恒。刘恒觉得此事棘手，既不想弄个忘恩的罪名，也不想轻易赦免薄昭。正当刘恒困难之际，贾谊的鼓励自杀恰好指了条明路。
狱中惯例，问斩前要饱吃一顿。刘恒派一位公卿去狱中看望薄昭，陪薄昭吃好的，喝好的。让薄昭吃好喝好，目的就很明显。然而，薄昭没自杀。刘恒带领朝臣穿着孝服去薄昭家大声哭丧，薄昭没招了，只好自杀。
贾谊做了太傅，不受重用，他就只能卖才。卖才，不是用才，更不是施展才华，卖才要看有没有买主。偏偏贾谊生活时代的大财主就只有一个：文弱的皇帝刘恒。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夏，梁怀王刘揖坠马摔死。刘揖死了，贾谊觉得是老师管理失职，“常哭泣”。
一年多后，贾谊去世，年仅三十三岁。贾谊死了，那是生在夹缝中人的死法：愁苦而死，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