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与杨道仪于1907年结婚
父母离世后，朱执信依靠教书照顾家庭，并决定朱执信与杨道仪结婚。
结婚后，朱执信仍居住在豪贤路的汪家。后由于房舍不够，搬离独立居住。
舅祖眼见甥辈可怜，遂接了回家和自己的儿女一同教养，以便于掖护照顾。
这时，父亲年才弱冠，已开始教书，略有少少收入，虽非丰裕，亦仅足糊口；舅祖认父亲已有自立的能力，亦到了结婚的年龄，正该成家立室。何况，婚事早经订定，大可及早完婚。庶使朱家有一主妇，主持家计，照顾叔姑。于是，在舅祖主意既定后，于一九零七年冬成婚。
婚后，仍居汪家。舅祖视父亲兄妹如亲骨肉；教养一如彦平，彦慈表叔，而父亲等亦敬重舅祖如亲父。所以，母亲也视舅祖父、母若翁姑；晨昏定省，守礼如仪。
及彦平表叔迎娶，恐房舍不能应用，遂迁离汪家，自立门户。而往还汪家频密亲切，一仍旧贯。
汪家、朱家、杨家的姻亲关系。
朱执信家庭与大兄哥（大舅子）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经常奔波在外，有时家庭比较拮据，这个时候经常得到大舅子的照顾。
但是大舅子夫妇也是英年早逝，其子女也多多得到杨道仪的照顾。
这时，父亲除教学外，早已参加革命工作；以此机会，一面教授传统旧文学，一面宣扬新文化及革命理论。由于他急公好义，扶危济困的豪侠性格，朋友若有需求，定必倾囊相助；甚至连身上的衣物，也解除下来典质换钱作救援的。
缘此，家庭生活开销的费用，往往被挪借去了，顿使捉襟见肘的困境，更形凌厉。原本清茶淡饭的生活也显得难以维持了。母亲在主持家务，和睦姑叔的责任下，岂能作「无米炊」，只有向母家求援手。
这时，李家姨父年中常有金钱孝敬外祖母，而大舅父也经常给她零用，在省吃俭用中，外祖母也能略有私己积存。这就是母亲持家开销挹注的泉源。
加上大舅逢年过节回穗省亲团聚之际，定必带回大批礼物分送家人，对外祖母和大舅母当然有所馈赠，而对母亲赠礼之重，不下于己妻。其对母亲爱顾深情，可见于其行事。
现在收存中母亲留下的用品不多；她最珍视的是一副三环相连叠合而成的金指环和一支长长的金耳挖；那是大舅送给她的。其实，物质上的价值并不大，而那一份深厚的情意却非常珍贵，为的是和大舅父送给自己妻子的一模一样，并无轩轻。（这两样饰物已回赠大舅父之孙女以媚收存留念）再者，每隔一段时间，必着人送来薪米油之资，使幼妹免于筹措艰辛。
这种亲切关顾，母亲终生不忘。可惜的是大舅父中年逝去；大舅母也里逝，遣下子女俱由外祖母带领抚育；而教导部份责任，后来就落在母亲的肩上。六、七、八表姊和十一表哥都视这「三姑母」如母；尤其是十一表哥，可说她由小带大的。
朱执信购买过的唯一房产
1909年，朱执信结婚第二年，生下长女朱始。并在广州“东城关下马草步”买下唯一的房产。
1911年后，朱执信家搬迁到广州河南，成为革命者们聚会的地方。
刘纪文兄弟、张发奎、薛岳等人时常来这里聚会。
一九零九年，大姊（始）出生；而三、四两位姑母亦都先后出嫁。父亲常为革命工作奔走各地。因随时逃亡，而又不想牵累亲友，就在东城关下马草步买下一幢长阔均不及丈的泥墙小屋，把祖先的神主放在那里，教人不时去巡视拜祭。
民国后，索性把神主埋在祖坟后，而那幢小屋在一九四九年后亦毁灭无存，连荒地也不能复寻了。这是父亲为自己所购买的唯一一所房子。
辛亥革命后，生活虽粗略安定，但时局仍，权力纷争不断发生。我家这时住广州河南，那是一个同志们出入往来频繁的所在，母亲住在后面的一个房间，前面便是同志们寝食作息的居处。
青年同志如刘纪文兄弟，张发奎，薛岳等往还甚多，母亲和他们遂叔嫂相称，及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权后，排除异己，压制杀害国民党同志；乃有一九一三年第二次革命。袁使部将镇压，龙济光於八月占粤，同志纷纷出走，东往日本。二姊（媺）出生两月」而已。
地图上的广州东门外的“马草步”。上图是1924年地图，下图是1949年后地图。（感谢叶嘉良、月宫孤客提供）
朱执信逃离日本时期
龙济光占据广东后，朱执信等革命党人出走日本。
在日本期间，与廖仲恺何香凝夫妇、胡汉民陈淑子夫妇相处在一起。
居留东京期间，同志们往还频密，居处通近，不是共租一屋，或是比邻而居。成年人日夕相聚，情如兄弟；而太太们亦休戚相关，亲若妯娌。犹其是廖伯母（何香凝）对同志们的照拂，有如长姊长嫂，大家也对她特别亲切，以（巴桑）称她。
这称谓数十年仍保留。胡伯母（汉民夫人陈淑子）带了木兰姊和女佣蒋姐就住在我家隔壁，蒋姐常将白胖可爱的媺姊抱到胡家玩要逗弄。当她学话初期，跟着木兰姊讲话。以此，也跟着叫胡伯母作（阿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