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想着，我就来到街道上寻找起来。
此时太阳已经升高了，微微有了些暖意。我忽然觉得四爷凶多吉少了，通过跟这些“1979”年的人打交道，我深知他们很厉害，很莫测，很难对付，心中不由涌出一阵悲戚。
不行，我要跟他们斗下去，也许，只要我戳破了魔术的机关，一切就结束了，大家会从各个墙头后、各个空房里、各个灌木中站出来，大声说：好了，你赢了。然后四爷也跑过来了，一下抱住我，心有余悸地哭起来
终于，我看到了一辆平板三轮车，主人离开之前，竟然用铁链子把它锁住了。我走进这户人家找了找，捡到了一根撬棍，拿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把铁链子撬断了，然后我把撬棍扔在三轮车上，推着它，朝那个“通讯兵”的位置走去。
我都抱过那个“排长”了，也就不在乎再抱抱你了。
不，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应该这么说——我都抱过你了，也就不在乎再抱一次了。
三轮车一路“稀里哗啦”响个不停，终于来到了那道矮墙跟前，我放开三轮车，来到了“通讯兵”面前，看了看他说：“我知道你和他17岁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见过面，走吧，我带你看看他去。”
“通讯兵”静静地闭着眼睛，不表态。
我从侧面把他的上身转了转，他的后背就朝我了，两条腿都伸直了，我把他拖到三轮车旁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他放在了三轮车上，此时，他的脸朝着天空。
我推着三轮车，朝着红都剧院走去。
走出几步我就回头看一眼，他没有偷偷溜走，他依然躺在三轮车上，一张脸朝向天空。
来到红都剧院的栅栏大门前，我从三轮车上拿下那根撬棍，打算把大门上的铁链子撬断。这根铁链子比三轮车上那根铁链子粗壮多了，我折腾了好半天，毫无进展，这中间我回头看了好几眼，时刻担心三轮车上那个“通讯兵”突然不见了。
他很遵守游戏规则，躺得好好的。
我继续努力，“咔吧”一声，那把老式的锁头终于打开了。我立刻把铁链子摘下来，然后把栅栏大门推开了。
失散多年的兄弟俩终于要见面了，我都有些兴奋。就像1945年的重庆一样，你们兄弟俩来个“国共谈判”吧，虽然一官一兵职位不对等，但为了和平，那都是小节
我再次推着三轮车，走进红都剧院的大院，来到那排水泥台阶前，三轮车上不去了，我把它留在台阶下，然后快步跑上去，来到那个半开的大门前，突然停下回头看了看，“通讯兵”依然在三轮车上躺着，那张脸没有任何表情，似乎写着——无所谓。
接着，我一步跨进剧院，朝着那个物品架看过去那个“排长”还在物品架下面坐着。
我又一步退出来，看了看三轮车上“通讯兵”，又一步跨进去，看了看物品架下面的“排长”
终于靠在剧院的大门框上，身体一下软下来。
他们确实是两个。
虽然两个人一个坐着一个躺着，都闭着眼睛，但我好像听到了他们的画外音——你还有什么计划吗？
不，我还是不相信。
这么想着，我就大步朝里走去，当我离那个“排长”还有大概十几米远的时候，突然停住了，这个人看上去似乎有点不对头，他的身体太扁了
我慢慢逼近他，心里“扑通”翻了个个——那是一身草绿色的军装，上衣被挂在了物品架上，但行李带还在上面捆绑着，裤子摆在地上，那双解放鞋摆在两个裤口上
假的！
我马上反身跑出去，再看那辆三轮车，上面之剩下了一身美式军服，正面朝上，帽子摆在帽子的位置，皮鞋摆在皮鞋的位置
一转眼，两个肉体都不见了。
他和他无法碰面——折腾了这么长时间，我只得到了这样一样云里雾里的不是结论的结论。
我猛地抬起脑袋看了看头上的那个牌子——红都剧院，一股凉意从各个血管流进了我的心脏，转眼就把它给冻住了。
我知道我不能走。
我必须问个明白，但是问天天不会应，问地地也不会应，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必须返回剧院，等待那些人再出现，不管他们是“解放军”还是“国民党”。
我步履沉重地穿过检票口，再次来到了剧院内。
舞台上的三排顶光依然亮着。
我在最后一排坐下来，剧院里，剧院外，一片静悄悄。
他们不会再来了？
我左右看了看，那些座位就像那两个伪装成亡者的人，没有任何情感。我站起来，蹲下身子朝下看了看，看到了数不清的椅子腿，就像某个异世界的丛林。
不见藏着人。
我站起来，又坐下了。
几分钟之后，门厅里突然传来了走动声，我马上竖起了耳朵，那是一个人在走动，此人并没有蹑手蹑脚，好像看演出迟到的观众，走得急匆匆。
我转头盯住了检票口，这个人大步走进来了。
是个男子，看上去也是40岁左右，他不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他瘦高，穿着一件浅蓝色中山装，中分头，戴着一副眼镜，长的很知识分子，他走进剧院之后，四下看了看，马上看到了我，他愣了愣，然后说了句：“你好。”
我快速打量了一下这个“中分头”，基本确定他没有在“解放军”队伍里出现过，也没有在“国民党”队伍里出现过，我在思考，他是一个扮演群众的演员，还是跟我一样被骗到这个剧院来的受害者。
“中分头”又说了句：“你好。”
我说：“你也好。”
“中分头”朝舞台上看了看，然后问我：“怎么就你一个人？”
我说：“还应该有谁？”
“中分头”看了看腕子上的机械表：“早场不是该开演了吗？”
我说：“演什么？”
“中分头”说：“《40年》啊。”
我想起来了，演出公告说写着，一楼上演《倒退》，二楼上演《40年》难道刚才那些事情真的都是演出？我已经凌乱了。
我说：“可能出了什么事故，推迟演出了吧。”
“中分头”说：“唉，我特意调了班”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票看了看，又弯腰看了看椅背上的座位号，最后他的眼睛渐渐转过来，停在了我的座位上：“你是多少号？”
我愣了一下：“你是多少号？”
“中分头”再次看了看手上的票：“40排6号，你这是我的座位。”
这么大的剧院，这么多座位，我随便在通道旁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来，恰恰就坐在了他的座位上，有这么巧的事吗？
我可以立即换个座位，但是我很不服气，就说：“我能看看你的票吗？”
“中分头”把手上的票递过来：“喏。”
我接过来，把票面朝着舞台看了看，什么果然写着：红都剧院40排6号。上演剧目：舞台剧《40年》。开演时间：4月22日早8:00。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坚守文艺战线，誓为核城添彩。
这就没法解释了，我是自己坐下来的，如果说这是个骗局，那我更像一个托儿，但我目前还没有崩溃，我很清楚我不是托儿，那是怎么回事儿？
人类的思维总是有盲角的，我使劲地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中分头”说：“你能让一下吗？”
我没有动，我说：“不是有很多空座吗？随便坐吧。”
“中分头”很认真地摇了摇头：“连小孩都知道，要对号入座。”
我终于站起来，朝旁边挪了个座位，但马上想到，他坐下来之后我跟他就会挨着了，于是又挪了一个座位，跟他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心里还在想，千分之一的几率，为什么我偏偏就坐在了他的座位上
“中分头”坐下来，又四下张望起来，似乎在寻找工作人员。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把脑袋转向了我，有些戒备地打量了我一下，问：“你有票吗？”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差点说出：我有通行证。话到嘴边又改成了：“我有票。”
“中分头”说：“那你是多少号啊？”
我说：“我在第一排。”
“中分头”说：“那你怎么不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我说：“我马上走。我想问一下，这个剧是什么内容？”
“中分头”说：“这是根据一个获奖中篇小说改编的，你没读过原作？”
我说：“没有。”
“中分头”说：“实际上，导演把黄苍耳的《倒退》和振荣的《40年》合并在一起了，等于一部剧的上下集，我昨天早上在一楼看到《倒退》，今天又来二楼看《40年》，这个顺序才是对的。你看过上集吗？”
我说：“没有。”
“中分头”马上很武断地摇了摇头：“那你悟不到这部舞台剧的精髓。”
我说：“我还是想知道，这部剧讲的是什么啊？”
“中分头”说：“表面是讲解放军跟国民党奋勇作战的故事，但它隐藏着更深刻的内核。”
我说：“我就想知道它的内核是什么？”
“中分头”说：“看演出就像吃饭，不能让别人嚼碎了再喂你，那就没营养了。”
这个比喻真恶心。
好吧，跟我刚刚经历的“演出”一样，都是云山雾罩。
我不再说话，接着想，我为什么坐在了他的座位号上忽然来了灵感，只有一种可能——他的口袋里装着所有座位的票，他从门缝看到我坐在哪儿，就撕下那张票，然后走进来把我赶开
可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那张票上没有年份，这才是我最关心的。
我又跟他搭话了：“你是哪个单位的？”
“中分头”看了看我：“你呢？”
我卡了一下，赶紧回忆了一下“919事故”烈士陵园里的墓碑，我父亲是404厂的高级技师，我不能冒充，Asa的父亲是404厂档案科的副科长，我也不能冒充，我隐约记得小差的父亲是机床组的副组长，马上说：“我是机床组的。”
“中分头”看了看我，突然冷冷地说：“我就是机床组的。”
好吧，我随便一坐就坐在了他的座位上，撒个谎正巧是他的单位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我只是在盼，我平时最烦的闹钟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把我叫醒？
我记得小差的父亲叫肖大勇，他是机床组副组长，我的脑袋里突然冒出了一个猜测，这个“中分头”不会是小差他爸吧？
看看，人就是这么被洗脑的，我已经不知不觉地相信我回到1979年了。
我就问了：“你贵姓？”
“中分头”说：“免贵，我姓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