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崇祯帝在宴席上得到娃她娘指点后大有收获,不仅在朝堂上大力推行新政,而且重视新军。
“有本上奏!无本退朝!”随着随侍太监“王公公”那公鸭嗓般惊声尖叫,整个大殿一片肃静,过了片刻仍无人继续上呈奏章,于是崇祯帝便站起身来朗声道“散朝!”话音一落,便牵着周皇后的素手从侧殿离开。
“皇上起驾,团营官厅!”随侍太监王公公依旧扯着公鸭嗓尖叫着。而崇祯帝在周皇后陪同下,在偏殿外与众嫔妃们汇合,乘坐车辇、轿子往“团营官厅”即新兵训练场,在京城郊外几十里处的“通州五卫”之一。
当初,明朝改革元朝军事制度,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即皇帝独揽军事大权,在全国要地设立卫所,由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此制在维护明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明朝兵制分为卫所制、屯田制、募兵制。军队种类分为边军、京军、地方军、护卫军等。西元1368年,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采纳谋士刘基建议,立“军卫法”,在全国建立卫所,控扼要害。中央设大都督府。
洪武十三年(西元1380年)改为“五军都督府”,即中、左、右、前、后军五处“都督府”,为朝廷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卫所军籍。而征讨、镇戍、训练等则听命于兵部。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廷,官军则各回卫所驻屯。
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以及“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制度,旨在保证明朝皇帝能对全国军队的绝对控制。在地方,朱元璋设立了“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设置“指挥使”,为地方最高统兵长官。
“都司”之下,在冲要地区的“府”包括“直辖州”、县(州)置“卫”或设“所”。一般的“卫”,由“卫指挥使”率领,所辖5个“千户所”,共5600人组成;“千户所”由“千户率领”,辖10个“百户所”,共1120人,而“百户所”由“百户”带领,辖2个“总旗”,共112人;“总旗”辖5个“小旗”,共50人;“小旗”10人。
到了洪武二十六年(西元1393年),确定全国“都司”、“卫所”数量,共设“都司”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1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这时,明朝的常备兵总人数达到了270余万,实力强大!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分为“京军”亦称“京营”和“地方军”两大部分。“京军”为全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部队。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收到朝局政策影响,“京军”战斗力却逐渐下滑。
洪武初年,拱卫应天府的“京军”有48卫。待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因京师接近长城前线,故京军多达72卫,并正式成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其中,“神机营”掌握各种火器,为这次革新重点。
在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扈驾随征。以后,京军制度累有更易。此外,尚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12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左右”、“腾骧左右”等4卫营。这说明“京军”无论是装备素养还是综合战力都值得信赖。
“地方军”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
“边兵”则是专门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 配置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9个军镇,史称“九边重镇”。“民兵”是军籍之外、由官府佥点、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内地称之“民壮”、“义勇”或“弓兵”、“机兵”、“快手”。在西北边地则称“土兵”;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则有“苗兵”、“狼兵”等“土司兵”。
此外,还有不同行业和阶层组建的“矿兵”、“盐兵”、“僧兵”,如“少林兵”、“五台兵”等,遇有战争,常被召出征,战争结束则仍回原址。与此同时,“卫军”主要是“步军”、“骑军”,东南沿海也置有“水师”。
明朝官府曾命福建、江浙沿海诸卫造船抗倭,使“水师”获得了很大发展。“卫军”的武器装备不仅有佩刀、藤牌、弓箭、枪弩等制作精良的冷兵器,而且“火器”已占很大比例,如铜铳、铁铳、地雷、各类火炮也开始装备戍卫部队。明朝中央还设立“兵仗”和“军器”两局,专门负责铸造“火器”以供给当地卫戍部队。
明朝各省“都司”、“卫所”也遍设杂造局,专管所在“卫所”的兵器修造。明初,“卫军”主要来自随朱元璋起义的“从征军”、元朝和割据势力投降的“归附军”、因犯罪而被谪发的“恩军”及抑配民户入伍的“垛集军”。
“垛集”原是军伍缺额时抑配民户补充军伍的一种办法。朝廷颁行《垛集令》后,成“卫军”的主要征集方式。按《垛集令》规定,民3户为1单位,其中1户称“正户”出“军丁”,其余为“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
自永乐朝以后,“正户”与“贴户”的壮丁轮流更代为军,军民严格分籍。当军之家皆入“军籍”,称“军户”,属“都督府”,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束,优免一丁差徭,其身份和经济地位都与民户不同。
“军户”固定承担“兵役”,父死子继,世代为兵,并随军屯戍,住在指定“卫所”。若“军户”全家死绝或逃亡,则由官府派员到原籍勾补亲族或贴户顶替,称之为“勾军”或“清军”。
明朝的“卫军“”实行“屯田制度”。按规定,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因此,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
洪武至永乐年间,全国“军屯”约有八九十万顷。除大量“军屯”外,官府还实行“商屯”作为补助手段,即按“开中法”,由商人在边地募人垦荒缴粮,以补充军粮。如此一来,皆大欢喜。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大批屯田被豪绅、将校侵占,而商屯亦因“开中法”遭破坏而废弛,使得军卒生活无着若而大批逃亡,“卫所制”虽逐渐崩溃。到了正统十四年(西元1449年)发生“土木之变”,导致京军覆没。
明朝为保卫京师,朝廷派官四出募兵以应急,大规模推行“募兵制”,遂“募兵”逐渐成为军队主力。大凡战斗力较强的军队都是由招募而来,如抗倭名将戚继光之“戚家军”,俞大猷之“俞家军”等私兵都是如此。
但是,实行“募兵制”,养兵耗费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于是频繁地向民众勒索,便激化了阶级矛盾。等到明朝末年,募集之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并相继逃亡,不堪一击,终于无法挽救明朝灭亡。
明朝的“京师京营”又称“三大营”,包括“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五军营”分为中军,左掖、右掖和左哨、右哨。其军士除了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故称之为“班军”,就如同“轮班上岗”。
而隶属“五军营”的还有掌随驾马队官军的“十二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的“围子手营”,以及“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
“三千营”由三千骑兵组成,分为五司,分掌皇帝的旗 、舆服、兵仗金鼓、御用宝物等。“神机营”,曾因用兵交址即越南,得火器之法,立营肄习而名,其下亦分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
“神机营”的中军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项火器。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
各军、各司分设“坐营官”、“把总”、“坐司官”、“监枪内臣”、“把司”、“把牌”不一。在洪熙时(西元1425年),朝廷命武臣一人总理三大营之“营政”。平时由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练习巡哨,神机营练习火器。但是,当皇帝亲征时,三大营环守于皇帝大营,一般是“神机营”居外,“骑兵营”居中,“步兵营”居内。
三大营初建时,颇有战斗力。但在“土木之变”中,“三大营”主力损耗殆尽。至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对京营编制进行改革,并于三大营中选出精锐十万人。分成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
“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监以“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各营分设“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而“京营”规制至此一变,到天顺初,罢“十团营”。
成化初,复立“十团营”旧制,成化二年(西元1466年)又罢“十团营”,三年复置,且增为“十二团营”,其名为“奋”、“耀”、“练”、“显”四“武营”,“敢”、“果”、“效”、“鼓”四“勇营”,“立”、“伸”、“扬”、“振”四“威营”。十二团营由十二侯分掌,佐以都指挥,监以内臣。各团营又分五军、三千、神机三营。时人称为"选锋"。
正德初,因“十二团营”仅选出六万零五百锐卒人数不够。于是,朝廷调边军数万人入卫京师,名之"外四家",又立东、西两“官厅”,“东官厅”操练正德初所选“官军”,“西官厅”选团营及勇士、四卫军进行操练。
从此,“两官厅”则被称为"选锋",而“十二团营”被称为"老家"。到了嘉靖二十九年(西元1550年),朝廷因财政拮据而罢“团营”和两“官厅”,恢复永乐时的“三大营”旧制。
但不同的是,朝廷将“三千营”改名为“神枢营”,其“三营”、司哨、掖、等名及诸“内臣”俱裁革,而以大将一员统帅,称“总督京营戎政”,以文臣一员辅佐,称“协理京营戎政”。其下设“副参”等官。
凡“团营”两官厅之兵,悉归“五军营”,而宝纛、令旗等项则仍隶“神枢营”。到了明朝后期,“三大营”增设“监视内臣”,营务尽领于“中官”。至于南京“京营”,永乐时设“守备官节制”。洪熙初,则以内臣同守备。
宣德末,设“参赞机务官”。景泰间,增“协同守备官”。成化末,命“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南京“京营”主要负责在大、小教场操练南京诸卫所“轮班官军”,同时操练的有“南京神机营”。
此外,朝廷又设“池河营”于江北,专城守、护陵寝。嘉靖二十四年(西元1545年),朝廷设立“振武营”,选南京各营锐卒及“淮安府”、“扬州府”丁壮者充任。“池河营”、“振武营”各有营兵三千。
隆庆时,为节省军费开支,朝廷罢“振武营”,但其卒仍隶属大、小教场及“神机营”。“京师京营”和“南京京营”都是明王朝的主力军,“土木之变”后,惟景泰、弘治、隆庆和万历中后期,营务整饬,颇为振作。
此后,由于朝政腐败,营帅贪残无能,经费紧张甚至拖欠军饷,导致两处“京营”战斗力每况愈下。
到了崇祯十七年(西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居庸关”,至沙河时,“京军出御”,但未经战斗,仅闻炮声即溃败而归,互相踩踏自残者不计其数!故在另一时空,因“京军”积弱,使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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