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明朝的外贸利润多由中央与地方抽成瓜分，而“广州市舶司”则作为“朝贡贸易”前沿意义非凡。
此事当然反映朝了明朝大太监刘瑾在肆意弄权，不利于正常海外贸易，但也显示出广东近年的富庶。
明朝弘治年间，刘瑾犯罪，被赦免后侍奉太子朱厚照。到了弘治十八年（西元1505年），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任命刘瑾执掌“钟鼓司”，与其他七名受宠的太监合称为“八虎”，而他刘公公则居首位。
刘瑾还弄出各种花样来供朱厚照消遣，深得朱厚照宠幸，很快便升至“内官监掌印太监”。到了正德元年（西元1506年）初，大内总管刘公公又受命掌控了京师三大营之一的“三千营”，相当于皇帝的亲卫军。
“三千营”主要是由投降的蒙古骑兵组成的，也就是说，“三千营”实际上是以雇佣兵为主的“骑兵军团”。
组建“三千营”时，虽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但后来随着部队的发展，其实际人数则远不止三千人。
“三千营”与“五军营”不同，它下属全部都是精锐骑兵，尽管这支骑兵部队人数不多，却是明军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平时都由皇帝亲自掌控并与“锦衣卫”一起负责皇城安全，但在战争中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
此外，大太监刘瑾还借皇帝之名圈占了三百多处皇庄。这些做法引起了朝臣们的警惕。因此，刘瑾不断受到弹劾，但不仅毫发无损，反而还升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
于是，刘瑾在“外廷”以大学士焦芳为爪牙，大肆迫害那些曾公开反对他的朝臣。自从正德二年（西元1507年）起，刘瑾开始掌控文武百官升降和任免，使百官见了他也得纷纷跪拜，且贪污不计其数，权势更是炙手可热，被时人称为“立皇帝”，而朱厚照则被称为“坐皇帝”，寓意掌握大权的人是刘瑾而非朱厚照。
据传，刘瑾相信江湖术士余曰明之言，以为自己的侄子（一说从孙）刘二汉将来会当“皇帝”，便私藏兵甲。由于他树敌太多，导致“八虎”另一成员张永与朝臣杨一清联手合作，于正德五年（西元1510年）平息宁夏“安化王之乱”后呈上被刘瑾隐匿的安化王檄文，其中就提到了刘瑾欲图谋不轨，致使刘瑾被逮捕。
皇帝老子在下令抄刘瑾家时，竟发现了兵甲、玉玺和藏着匕首的扇子，于是坐实其谋逆罪状。同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刘瑾被凌迟处死。刘瑾乃陕西兴平人，生于西元1451年，乃明朝中期有名的大宦官（老太监）。刘瑾原本姓“谈”，也有人说他姓“淡”，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并改姓“刘”，后来净身入宫当了太监。
“大内总管”刘瑾以“改革财政”之名，派亲信到处查核库银，而广东经刘瑾一查，财源便得摊在阳光下。
此后，对外贸易的所得利权已不能由广东地方独享，故“巡抚”陈金在正德四年(西元1509年)正式奏请对番舶“以十分抽三为率即30%，贵细解京，粗重变卖，留备军饷，是广东与中央平分番舶贸易利权的结果。
到了正德五年(西元1510年)七月，“市舶太监”毕真在刘瑾的指示下，企图完全操控海贸利权，可是不出一个月，刘瑾便因“寘鐇之乱”的牵连而下狱处死。于是，广东“市舶管理权”仍在地方官手中，而“抽分制度”便在这一转折中确立，十分抽三也成为中外贸易的一项制度，从此在沿海各地严格执行，让外国人痛恨。
当时，葡萄牙人在西元1514年初来“屯门”所见到的情境，其实已经是“制度化了”的海关及海港管理。
经过明朝地方官府规划后，珠江口的海港管理已十分有秩序，且各国商船抵达后，便被安排靠泊指定的湾澳，比如来自马六甲（马来西亚）的商船就停泊在“屯门”，来自暹罗（泰国）的商船就停泊在“葵涌”。
这比起成化、弘治时期“湾泊不一”的情况已大有改善。当外国船泊港后，来自广州的“市舶官”和中国商船随即到来，由官方认可的人组成估价者登上外船对商品进行估算价值。当时，市舶官员在场监督，海关税率是胡椒20%、苏木和乌木50%、其他商品10%，直到估算完毕后，才允许中国人与外国人开始贸易。
外国商船便按税率向市舶官员交纳大笔税金。然后，估价者才以商人身份，把从广州带来的商品跟外商进行船对船的贸易，这其实就是官府垄断的“大买办资产阶级”运作模式，既方便官府收税，也能提价。
正德中叶以前的贸易，都是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气氛下进行的。外商、官僚和华商三方都得到了好处和满足，并且初期关系亦算良好。尽管朝廷“海禁”，但贸易被允许，老百姓得到满足，因此也不必去冒险。
当时，在广州的珠江入海口沿海一带走私贸易并不活跃，因为明朝官府对此一直严厉打压。不过，这种和谐的海口贸易，随着“抽分制度”的出现和“常态化”，以及后来贸易量的逐渐增加，再加上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对此强烈反对，导致诸藩来华贸易业受到刺激和影响，甚至慢慢地演变成冲击与挑战。
成化二十三年(西元1486年)，占城国王古来回国，就是由“东莞海商”张宣驾海舟二十艘护送回国。这反映出了当时“海商”与“地方官府”的密切关系，毕竟各级官府也都需要一批“大买办资产阶级”来为自己敛财。
有理由相信，张宣所率领的二十艘海船将继续南下马六甲等地贸易，就好像前往占城的册封使冯义、张瑾一样，因受贿后就册立了安南人的傀儡提婆苔为占城国王后，又继续转往马六甲“尽货其私物以归”。
也就是说，趁着“公干出差”的机会，或由官员包庇的贸易，甚至是走私贸易在成化、弘治年间(西元1488年——西元1505年)已十分活跃。在这期间，很多明朝中国人的海船已遍布在南海从事着贸易活动。
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在《东方诸国记》中提及在马六甲，经常能看到中国帆船带来十分丰富而又多姿多彩的大批中国货。中国帆船抵达马六甲后，中国人无须交纳关税，只要献上一份礼物，便可进行贸易。
他又听说中国有上千艘帆船正前往各自认筹合适的地方进行贸易。由此可见，沿海的贸易活动已不可能遏止。特别是“抽分制度”确立后，更引起热潮，使得“广州”海口贸易一片繁荣，大有利于缓解财政压力。
“屯门“”海面至广州城，帆樯林立。然而，明朝官僚并未想到，那新来贸易的葡萄牙人太不懂事，把西方列强那一套“强盗思维”拿来中国实践，于是对即将对明朝中国广州的“外贸”制造出一场“灾难性”事件来。
到了西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8月15日，葡萄牙舰队司令安德拉德率领的八艘海船抵达“屯门”。他此行的重要任务，就是把葡萄牙国王的使者托梅·皮雷斯送入中国，以实现与中国明朝之间保持长期贸易合作。
于是，安德拉德乘船抵达珠江口海域后，随即向“备倭都指挥”申请前往广州面见当地最高行政长官。
但是，广州当局迟迟未有回复，而安德拉德却按捺不住想要硬闯珠江，这就迫使“备倭司命”不得已而派出领航员带水。于是，葡萄牙舰队在驶抵达广州城之后，在怀远抛锚停泊，而那安德拉德显得很兴奋。
按照西洋人的习惯，每航行到一处新的国度，最高长官就会按照“欧州惯例”进行鸣放礼炮表示尊敬。
于是，那葡萄牙舰队司令便下令向中方鸣炮敬礼，并在桅杆上升起葡萄牙的皇家海军旗帜，这就导致了“市舶提举”吴洪对于葡萄牙人的行为极度震惊，毕竟中国自古以来的“朝贡贸易”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随即，吴洪就通知了兼管海道的“广东按察使”顾应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见如此不懂规矩的外夷。
而“佛朗机”又非明朝“藩属国”和“朝贡国”，故随即将此事转知“梧州总督”。于是，在梧州的镇守太监宁诚、“总兵官武定侯”郭勋和总督陈金先后赶到广州处理此事，但因中西方文化习俗迥异，导致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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