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明朝时，中日两军在防护装备上的差距，并通过大量案例深入分析了倭军盔甲不如明军好。
之前说了古代的中国与日本在冷兵器时期的传统装备优劣之比较后，接下来该说的就是中、日两国在古代同一时期，对“火药武器”的态度了。众所周知，“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因为古代的“炼丹术士”（外家丹道）者，在将硫磺、硝石、木炭等物资混合在一起炼化时，意外发现居然会产生爆炸现象。
因此，最早在晚唐时期，中国古籍中就已经有了火药被应用于战争的记载，但那也只是“火箭”而已。所谓“火箭”则是“弓射火药箭”。稍后的“五代十国”时期还出现了“疾藜火球”、“引火球”、“霹雳火球”、“竹火鹞”、“铁火鹞”、“火药鞭箭”、“霹雳火牛”、“突火枪”、“铁火炮”等“火药武器”，在战场上具有明显杀伤力。
到了宋朝时期，朝廷已成立了专门负责“火药武器”（“火器”）生产和制造的机构——“火药作”。而“突火枪”、“铁火炮”等初级阶段的“火药武器”，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得到了快速发展起来。
元朝建立后不仅继承了宋朝的火器技术，而且在“蒙元帝国”的前身三次西征时，也都带上了大量汉人工匠，通过制造“火药武器”来攻打“波斯”（伊朗）和“大食”（阿拉伯）的城市，甚至一度打到欧洲无敌手。
后来，在元世祖忽必烈前后三次大规模东征日本的战争中，他就曾动用过“火炮。不过，那时的中国军队尚未大规模成建制地列装“火器”，因此，那时的“火器配备率”还是比较低的。
再后来，等到了明朝的“永乐年间”，古代中国才终于诞生出了最早且成建制的火器部队——“神机营”。
事实上，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创业经历中，“火器”就已开始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例如在元朝至正十九年（西元1359年），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率部进攻张士诚治下的绍兴城，却遭到守城部队的火铳、火炮的攻击，导致士卒死伤无数，尤其是“春波桥”一带的胡大海部士兵，居然被张士诚势力的守军用“火器”全歼了。
痛定思痛的胡大海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于是，他命士兵用抛石机与常用箭打头阵，继而集中火铳、火箭和石炮（“回回炮”）、铁弹丸等向城内密集射击，终于一举拿下该城池。此后，集中优势“火器”击敌，就成了朱元璋军队的常用战术，尤其是在他于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后进行北伐时，都是用“火器”开路。
在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洪都决战”中，陈友谅率大船进鄱阳湖攻击朱元璋所部。当时，陈友谅的战船不仅比朱元璋的船大而且做工也更结实，当然了，陈友谅和朱元璋一样，都拥有大量“火药武器”（火器）。
在“鄱阳湖大战”中，双方都大量使用“火器”交锋，但朱元璋命令自己的部队以车轮战轮番用火器集中打击陈友谅的战舰，尽管如此也并不足以彻底消灭陈友谅的巨舰坚阵，但朱元璋仍坚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
关键时刻，朱元璋命令帐下的“敢死之士”驾驶了7艘装载有火药柴薪的渔船冲入了敌阵中顺风放火，于是，《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的场面就这样真实地发生在了鄱阳湖的水面。最终，陈友谅因脑袋中箭，于此战中阵亡，而朱元璋也消灭了一个能与之争夺天下的重量级竞争对手。
在大明建国十年后，出现了“凡军一百户，铳十”的明文规定。到了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明确规定了明军的日常训练科目为“五分习刀剑，三分习弓弩，二分习火器”。尽管此时的明军还是以“冷兵器”作为主要装备，但已有二成左右的明军装备了“火器”，这意味着“火器”在明军之中已不是零散的临时性装备了。
朱棣在迁都北京后，组建了拱卫京师的“三大营”，其中的“神机营”就是明军中专门掌管火器的部队。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在朱棣五出漠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的战争中，明军综合运用冷、烫兵器相结合的战术对付大规模的蒙古骑兵，居然能屡屡得手，用武力将蒙古人彻底打服。
其实，早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间”，一种全新的“火枪战术”就被明军发明出来了。洪武二十一年（西元1388年），云南“麓川宣慰司”思伦发举兵30万（号称）反明，奉朱元璋之命镇守云南的“平西侯”沐英即刻挑选3万精骑前往平叛。然而，明军的战马一见到思伦发的“大象骑兵战阵”（象阵）就被吓得四处打转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沐英想到了利用明军的火器优势。不过，此时的明军“火器”还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打完一发之后，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填充火药，可还没等弹药装填完毕，也许敌人就已经冲到眼前了。
沐英针对这一缺陷，命令部队将火铳、神机箭分置三行，第一行发射完毕就自动退下装填弹药，让第二行上前进射击；待第二行射击完毕再退下装填弹药，由第三行上前进射击；等到第三行射击完毕时，之前的第一行士兵已装填好弹药，可以接着上前射击敌人了。如此循环往复，便是著名的“三段式射击法”。
后来，“沐英”发明的这一战术（“三段式射击法”）在明军远征漠北之时，也一再被“神机营”士兵使用。不过，明军的“火铳”在“三段式射击法”战术下的威力确实很大，但却无论如何也比不过重型“火炮”的威力！
时间来到了明朝“正德”十二年（西元1517年）。欧洲的葡萄牙王国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臣皮雷斯，在一支由4艘帆船组成的护航舰队护送下抵达了广州。舰队为了向中方表达敬意，而按欧洲礼节鸣放礼炮，却被当地官府和百姓误以为是对方在故意开炮滋事，以此来炫耀武力。
尽管后来经过一番解释之后使误会消除，但葡萄牙人还是引起了中方的格外关注，因为当地官员为此登上了葡萄牙舰船视察。根据当时广州官吏给朝廷的奏报以及他们留下的私人笔记中可以得知，葡萄牙人的“火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名佛郎机”。
“佛郎机”原本是明朝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称呼，故也被用来指代这种原产于葡萄牙的“新式火器”。
当时，明朝国产的“火铳”、“火炮”都存在不少缺点，主要在于均为“前装式”，且“火药”须从筒口装入；每射击一发之后，须等枪管、炮筒冷却后，才能继续装入火药，一旦碰上机动性强的敌骑，就根本没机会打第二发了。而来自西方的“佛郎机”铳炮在设计和制造上，则恰恰有助于明军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整改。
这种流行于西元15到16世纪的欧洲早期“后装炮”，其最大的妙处就是采用“母铳”衔扣“子铳”的结构，较好解决了管内闭气的问题，将装有火药的“子铳”放入“母铳”膛内发射，以避免“铳膛”与火药直接接触，从而带来“炸膛风险”。这种技术对于明军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算得上是“可遇而不可求”，抑或“雪中送炭”了！
由于“子铳”是单个的，便可以发射一个“子铳”后，接着换上另一个，且几个“子铳”迅速更换，就能形成“弹落如雨，所向无敌”的密集火力。与此同时，“佛郎机”还配备了准星、照门，能使射击精确度大大提高。
到了明朝嘉靖元年（西元1522年）8月，有5艘葡萄牙舰船公然驶入“珠江口”挑衅当地驻军，在明军成功击败了这支葡萄牙舰队并俘获了2艘舰船后，其船上的20多门“佛郎机”被明军没收并送往朝廷研究仿造。
这时，在“佛郎机”这一具体武器上，葡萄牙人的技术已发展到了明朝“火器”的前面，但论整体战斗力，仍是明军更强。明军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认真研究了“佛郎机”的构造特点，成功进行了大量仿制。
到了“嘉靖中期”，明朝驻屯在甘肃的边防军已拥有“佛郎机”炮车1158辆，宁夏则有1000辆，固原也128辆，而大同则有“弗朗机”炮车1000辆！由此，明朝开启了由朝廷仿制“西洋火器”并将其列装军队的先河！
相比之下，日本应用“火器”的历史就相当晚了。由于古代日本作为岛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致使其战争模式一直比较原始。
直到西元10世纪末，当中国已进入宋代后，而日本的战争模式还停留在将领之间决斗的“一骑讨”形式上，比如两军列阵后，先由将领派使者下战书，然后武将之间互通姓名出阵决斗，还约定俗成不得射杀对方的坐骑。元朝至正十一年（西元1274年）10月5日，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东征日本，以示“杀鸡儆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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