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元朝初期两次东征日本目的乃为了稳定统治，但对后来晚期明朝决定东征日本提供了借鉴。
众所周知，游牧民族相较于农耕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并不高，对于土地的概念多半是用于放牧。因此，“蒙元朝廷”的大臣别迭等人曾经建议窝阔台：“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场。”
这说明，蒙古人在未入主中原之前，所获得生产资料、财富的方式除了放牧，就是在汉地边境进行掠夺，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因此，元朝攻打南宋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同时还进行了第二次西征。
长期战争消耗，使得“蒙古帝国”的国库早已空虚。而其后方生产水平不高，很难满足前线士兵的日常生活与训练需要。是故，“蒙元朝廷”才毅然决然出兵攻打日本，其实也是为了掠夺财富，弥补战争消耗。
而且，在当时还有传言日本盛产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并且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还曾这样描写道：
“……殿堂的藻井也同样是用黄金建造的，许多宫室内都摆放着厚重的纯金案台，窗户也用黄金装饰……。这座岛上还盛产珍珠，色泽粉红，形状圆润，个体很大。这种珍珠与白珍珠等价，有的甚至还要高于白珍珠。”日本自古就盛产黄金、白银，在与宋朝长期贸易中，金沙、黄金、白银、硫黄等乃大宗货物。
史料中关于宋、日贸易的记载非常多。比如《开庆四明续志》卷八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舳炉相衔，以物来售。”这说明当时的日本向中国宋朝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砂金、黄金、木材、硫横、工艺品和稻谷等。
当时，日本盛产黄金、砂金，导致大量的黄金、砂金用于出口与宋朝交换各种商品。而后世的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中指出，当时宋朝国内黄金价格大约是日本国内市场的63倍，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当时的黄金年产量很高。与之相反的是宋朝的黄金产量很低，或因宋朝商品经济太繁荣所致。
加藤繁经过对相关史料的研究之后，认为每年从日本出口到宋朝的黄金可能多达四五千两以上！另外，还有日本学者森克己在《续日宋贸易之研究》中认为到南宋末年“每年输入中国的日本黄金近万两”！
当时，宋朝从日本进口了大量的木材回来，用于建造各种寺庙。比如，宋朝赵汝适写的《诸藩志》卷下的《倭国》条中有记载：“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四十丈，径四五丈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搬运，至我泉贸易。”
宋朝人楼胡也在自己所写的《玫瑰集》中记载了日本旅宋僧人荣西，在归国后征集了大量的木材，用海船运抵中国，来帮助宋朝修绪明州的“天童山千佛阁”。
由于日本列岛正好分布在“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地震带”上，因此不仅火山喷发频分，地震海啸常有，就连大大小小的“活火山”都几乎随处可见。这就有利于当地人敢于冒险去火山口附近采集“硫黄”了。
并且，“硫横”是制造“黑火药”的重要成分，所以，宋朝从日本进口大量硫横用来制造“火器”。有史料记载，北宋神宗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二月八曰，“知明州”马琉言：“遵朝旨，募商人于日本国市硫磺五十万斤，乞每十万斤为一纲，募官员管押。”
日本的手工艺品也非常精美，深得宋人喜欢，所以大量出口到宋朝。而当时的宋朝人也非常欣赏日本的折扇，并赋诗赞美。可见当时日本手工艺品的制作是非常精良的，居然能让更加文明先进的宋人欣赏。
古代的日本不仅折扇在宋朝畅销，而且其他工艺品如金银荷绘、屏风等也很畅销。例如，在日本的文献《皇帝编年记》中还有关于日本向宋朝出口稻谷的记载，例如“宽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宣布停止西国米谷渡唐事。”以上皆为古代日本向中国宋朝出口的大宗商品。说明宋朝和日本之间的双边贸易非常活跃。
宋朝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有香料、药材、茶叶、丝绸、陶器、瓷器、宋版书籍、各种年号铜钱等。由于当时的日本寺庙佛事特别繁盛，所以需要大批量的香料，而且官员和庄园主在日常生活中也喜好用香料，所以从东南亚和西亚运来的香料，被宋朝商人大量转运到了日本高价出售，以便牟取暴利。
例如，在唐朝时期的“天平”六年（西元734年）和“天平”八年（西元736年），日本平城宫皇先后赠赐“法隆寺”的香料计有：熏陆香七百一十五两，沈水香九十六两……甘松香九十六两，苏合香一十二两。”
在“镰仓幕府”时代，虽然大多数庄园已经可以大批量生产丝织品，但日本的庄园主和官员们仍更喜欢中国的丝织品，毕竟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无论是质量还是口碑都更好，使大量的宋朝丝织品被出口到日本。
“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产的丝织品，甚至连其婢女亦皆穿戴进口衣服……连内侍也穿唐式衣服。”宋朝的‘蜀锦’和‘吴续’在日本也深受欢迎。“
《平氏物语》中说：“平清盛拥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宋朝的瓷器比前代更加精美，其中青瓷和白瓷是主要代表作品，被用来大量出口。 因此，斯波义信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指出“日本镰仓可能是中国瓷器和铜钱的最大进口者”。而大量宋版书籍的出口也颇为引人注目。
由于日本上层社会把馈赠宋版书籍视为一种时尚，所以大量宋版书籍被贸易到了日本。但是，宋朝统治者担心本国的机密泄露给周围的对峙政权，所以一直禁止宋版书籍的出口，但是由于巨大利润空间的存在，所以还是有很多书籍被走私到日本。
“宋商刘文仲于仁平年间（以《东坡指蒙图》二贴、《五代记》十贴、《唐书》十贴献给左大臣藤原赖长；平清盛于治承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从宋朝输入的《太平御览》献给高仓天皇。”
世纪宋朝铜钱大量出口到日本，不仅有相关史料的记载，还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做印证。铜钱出口对宋日两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日两国学者对此都比较关注。宋朝除王安石变法时期外，其他时期一律禁止铜钱外流，并屡发禁令，如宋太祖幵宝三年、宋神宗熙宁七年、宋哲宗元祐六年都发出过禁令。
到了南宋时期，“市舶司”会派官吏检查出海的商船，以防铜钱外流，但铜钱外流还是屡禁不止。铜钱大量出口到日本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商业发展很快，急需大量优质的宋朝铜钱来作为商品等价交换工具。此外，铜钱在日本市场价格很高，利润空间巨大，致使宋、日两国商人都想尽办法偷运铜钱到日本。
宋朝商人在购买日本货物时，多用宋朝的铜钱交换，而日本商人在购买宋朝货物时，则多用砂金、黄金、白银来进行交换。因此，在近代的考古发掘中，大量的宋朝铜钱在日本境内各地都有所发现。
宋朝铜钱在日本分布范围非常之广，而且出土的宋朝铜钱总量也特别的大，这些都直接印证了宋、日铜钱贸易的繁盛，以及宋铜钱大量流入日本境内的事实。
后世学者李嘉图发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系统性的提出了比较优势论，认为发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不同国家在不同行业间的生产效率不同，各国也都倾向生产自身优势比较明显的商品。
比如宋朝在铜钱生产和水稻生产上的生产效率都髙于日本，但是在古代东亚贸易中我们还是发现宋朝从进口水稻，而日本从宋朝进口铜钱。这是因为宋朝在铜钱生产上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日本，
这种优势特别的明显。但在水稻生产上，宋朝的优势显然就没那么明显了，因此还从日本进口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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