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辩说道：“减免田租解决不了问题，而减免算赋与田租一样，很难让最需要的人受惠。”
减免田租的问题自不必多说，至于算赋，原因也很简单，不管免与不免，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贫民都是没钱交算赋的。
不交算赋，就触犯了律法，是犯罪。
若是碰到个有良心的长吏，说不得贫民乐得被官府抓起来，这样起码还能有口吃的，饿不死。
可若是贫民在家乡活不下去，又逃离了户籍所在，那便是流民。
流民如同草芥，死了也无人在意。
因为今年北方的旱情影响甚广，绝非是百姓自发的迁徙就能避开的。尽可能少地让百姓背井离乡，将一切统筹在官府的组织管理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刘辩只能选择相信地方的官吏。
不过，他无比庆幸自己整顿了这几年的吏治，如今余威仍在，应该能让官吏们有所畏惧。
而要维持国家的运转，钱粮又是必须的。
要想让官吏们踏实办事，尤其是底层小吏，俸禄是绝不能少的。也因此，此次旱情牵连甚广，刘辩不可能大手一挥直接免了北方的所有赋税。
就算用尽国库的储备加上他全部的私房钱、再榨干贪官污吏们的最后一滴血，最终挺过了这次，可之后呢？没了钱，就算是皇帝，想做事也没那么容易。
以人头来计的算赋是压在贫寒百姓身上的一道枷锁，足以压垮他们的生活。
如今汉室的口算不分男女都要缴纳，只有与兵役相关的更赋才仅限于丁男。
待到隋朝之时，税制久经变化，租庸调针对的主要就是男子了。赋税的对象发生了转变，直接导致了那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些生理男性自认为是女性。
并且还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直接“领先”西方一千五百年。
当然啦，对于这种通过“自认为”的方式不给皇帝尽忠的行为隋文帝自然是非常反感，于是乎在他一统南北后，没多久就专门搞了大索貌阅——即官吏带着户籍名册下乡挨个辨认。
查到那种“自认为”的，结局可想而知。
真正等到赋税的大头开始与田地挂钩，还是要等到唐朝安史之乱后的两税法。
但那时的唐朝已经无力解决两税法施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乱象了。
刘辩这些天看到天下各地郡国传来的不同的消息，都向他明晃晃地传递着这么一个讯息——不能再等了！
在召见卢植和荀彧之前，刘辩已经思虑了良久。
两税法的本质再度将丁税转变为户税，并根据百姓富庶不同定下不同的税额。
刘辩没想一口吃成個胖子，现阶段想要搞取消人头税的“摊丁入亩”是很难行得通的，就连根据贫富定下不同的户税税额在眼下都很难做到。
而且两税法也有其问题所在，包括历史上在执行贫富分档时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是不能一味照搬的。
不过对于这些问题，过去几年，刘辩也都曾与卢植、荀彧讨论过。
新的税制还是要以减少人头税、增加田租为主。
只是对于是否要将改变税制的计划提前，卢植与荀彧都有些疑问。
“月前，我曾使钟元常和荀仲豫抽检百姓家产，区分贫富，已有所得。”刘辩说着，将手中的文书交给两人观看。
河内郡与河东郡都先后都由能臣治理，还有太学生乡吏分配其中，绝对称得上政治清明。可即便如此，钟繇和荀悦依照户籍统计家资，能够维持小康生活的三成有余，可以温饱的占有四成，而挣扎在生存线的，超过了两成半。
数据是不会说谎的，刘辩也相信钟繇和荀悦的品德，不会在这方面作假，而且两人呈报的数据可以相互验证。
即便考虑到百姓们实际上会以数个户籍上的小家庭组成一个三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这份数据也很有代表性了。
平心而论，这份看起来触目惊心的数据，放在封建时代已经足够说得过去了，放在史书上也不是不能觍着脸说一句盛世。
但奈何这是水平高于天下其他郡国的河东、河内，其他地方，能与之相比者只怕寥寥。
而且，随着今年小麦收成的锐减，原本温饱的四成百姓，不知得有多少不得不挣扎求生。至于对于原本活在生存线之下的百姓，只需一根导火索便能激起一起民变。
华阴县的民变不正是如此吗！
“并非是我着急，而是人心向背，耽误不得！”刘辩又将陆俊的观津县见闻取出交给两人观看，“过去几年，朕与朝堂内外诸公干的都是裱糊匠的活，朝野上下的繁花锦簇，不过是空中楼阁。”
“今年已是光熹四年，钟元常和荀仲豫顺便查了这几年郡中无有田亩的百姓的数量，两人治下各县相较光熹元年均有增加，这不是盛世该有的景象！”
荀彧闻言，立刻拜道：“臣无能，未能为君分忧。”
“这是汉家多年积累的下的问题，文若何必自责。只是当下，朕想着以如今各处储备的谷粮，要想长久安抚人心，只怕不足。是以，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更改税制，以安民心。否则，我担心如华阴民变这样的事会层出不穷啊！”
卢植问道：“陛下可曾考虑过，新的税制未必能传入贫寒百姓的耳中？”
刘辩点了点头——“眼下，多数百姓都希望能够看到朝廷的救济，这时，他们对于官吏下乡，必然会前所未有的配合。”
西汉从开始到结束的一段历史，也是官方的力量渐退出乡里的历史。最明显的例子是——曾经百姓耕种的种子都要官府来提供，到现在，有些地方官府甚至连百姓什么时候开始耕种都不管了。
取代官府力量的则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或大或小的宗族。
换成平日里，官吏们想要探查乡里平民贫民的具体情况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如今，带着救灾纾难的钱粮去，定能顺利许多。
在古人朴素的经验中，正常年景下，百姓三年的耕种便可积攒足够一年用度的储蓄。
而刘辩当政这几年，虽也有不同程度的天灾人祸，却也还有不少家庭满足这一条件。
可但凡不是阡陌连野之户，就算不满足接受救济的条件，刘辩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乐意见到身边的贫民接受救济的。
“以朕所见，正好趁此时机，先行救济，宣告新的税法，双管齐下！”刘辩最后总结道。
对于新税制的确定，尤其是今年是灾年，更要量入为出。
按照近年来的上计数据，汉家近九百万户、四千五百万人、田亩超过六亿亩。简单一算便能算出户均田亩数六十七亩的结果。
但平均数的问题，懂得都懂，不懂的……快进到不懂也没办法。
而且其中还有奴婢、还有隐户、也还有隐藏的田亩。
实际上，汉家的大多数百姓，田亩数是要低于平均数的，要想改革税制，必须保证田亩数在中间线上的人最起码不会因为新的税制而付出更多。
而根据实际情况的计算，最终以田租和户税组成的新税法，最终结果为——亩征收田租五升，每户出绢两尺，或布三尺，亦可以钱代之。
绢与绵对应的乃是蚕丝，刘辩打算等到以后棉花推广了，也把棉加入其中。
考虑到正常时节的平均亩产为两石，田租从三十税一增长到了二十税一。
一般来说，在没有天子到长吏的胡乱摊派、也没有贪官污吏加倍征收口算赋的前提下，正常的五口之家一年需要缴纳口算赋、外加不包含田租在内的如刍稿税之类的杂税加起来得花七八百钱，恰好是当前一匹绢帛的价钱，而一匹绢共有四尺，如今以户为单位，直接在人头税上减了一半。
对于家中田亩数在平均线六十七亩以下的百姓来说，绝对是重大利好。哪怕超出了些，两种税制前后的差别也不会很大。
而且此法用在今年，肯定是要根据受灾情况进行减免的。且以如今的田亩数和户数，用新的税法来征税，所得必然是低于旧的税法的。
但是，考虑到安帝之事汉家的田亩总数曾超越七亿亩，必定会在税制颁布之后着重开始的度田，将大有可为。
其实刘辩最初想的是直接将田租恢复成十税一，反正也有祖宗之法可依，但最终还是被卢植和荀彧说服了。
温水煮青蛙嘛！
一步一步来。
历史上，曹操在历经七年的时间平定河北之后，为了安抚百姓，遂下令“亩征收田租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当时的前提条件是汉室的五铢钱已经因为董卓铸造的小钱而不能流通，而交了曹操所规定的税额的百姓可以免除包括徭役在内的所有赋税。
刘辩与曹操的赋税制度，除了征收数量上，相差最大的便是徭役了。
而汉家所规定的一个月的徭役到底值不值其中的差价，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顺带一提，田租四升约为二十五税一，绵二斤等同于绢一匹。
倒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至少在曹丕为帝的时候，所谓“余皆不得擅兴”就已经被抛诸脑后了。
至于刘辩为什么没有考虑过直接免除徭役，实在是因为徭役涉及人力，影响的范围更广。
别的不说，如今各处府衙都活跃着一些负责打杂守卫的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到此便因为服徭役而来的。
若是贸然将这些临时工出去了，不仅要加重赋税，还得花钱另外雇佣人手，其中的复杂程度不啻于再来一次税制改革。
而且在汉家兵少的前提下，徭役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但总体而言，新的税制改革很符合由税丁改为税地的总趋势，对于无地少地的百姓也尽可能的照顾。
同时，几乎可以预料的是，当刘辩的这个方案拿出去时，势必会惹来那些家中良田无算的人的反对。
但随着西园八校尉的重新组建和北军八营的扩充完成，刘辩很有底气！
在与一直以来都是知情者的卢植和荀彧达成一致之后，刘辩开始在云台殿召见大臣。
三公和两位开府将军自是少不了的，此等大事，三公来了，九卿自然也得随后。
所谓“三独坐”，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
此外，还有掌顾问之责的侍中马日磾、赵谦、曹嵩、袁隗几人。原本被刘辩从巴郡太守拜为侍中的赵部刘辩也见过几次，只觉得他甚至还不如喜欢划水的袁隗，这次就没有找他。
包括被特许在内的荀彧，在场的官员足足二十余人，可谓是人才济济。
其中不乏家中有大量田亩存在的。
汝南袁氏的袁隗与袁基，南阳阴氏的阴脩，江夏刘氏的刘焉……
甚至于素来以品行著称、处事公正的黄琬，其宗族在江夏也是豪富之族。
素来作为反派出现的江夏黄祖，便是他的同族。
这些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税法的态度则各有不同。
马日磾近些年见的事情多了，早前还在忙于总结率民南下的经验，现在完全没有心思去考虑新税法的具体细节。
只是见皇帝事前未有任何风声的掏出了一份新税法，他忍不住劝谏道：“陛下为天子，承天景命，当禀浩浩之气，以正不正之风。如此大事，事涉万民，岂可于密室私相商议？”
俨然就差说刘辩带头破坏社会风气了。
刘辩知道马日磾的性格，早习惯了，也不恼，只辩解加认错道：“所以，朕才如此急切地请众卿前来商议嘛！”
马日磾也早就习惯了皇帝有时候诚恳认错却坚决不改的恶习，闻言也不再继续纠缠，只从怀中掏出了他近几日耗费心血才总结出的经验，说道：“陛下，臣近日忙于谋划百姓南迁之事，如今刚成，当献于陛下。”
“公有心了！”刘辩命人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