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到上海第二天，张静江与蒋校长突然找上了门。寒暄过后，李谕很纳闷他们来这里干什么：“蒋将军不是在前线作战吗？”蒋校长略显失意地说：“孙先生都走了，我在广东还有什么意思？革命，嘿，就是笑话！不如随着静江兄来上海做做股票生意，挣点碎银子。”老蒋同志在粤军中的表现其实挺亮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曾称赞他：“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不过蒋校长还是决定辞职来上海，一方面是受到了粤军将领的排挤；另一方面则是老蒋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陈炯明打出的口号是
“广东人的广东”，让老蒋总觉得这个人会叛变革命。——老蒋真猜对了，几年后，陈炯明确实叛变了。
老蒋还给孙先生提议，先稳定两广，继而北伐，可惜孙先生自己都被挤走了。
无处施展抱负，老蒋只能也来到上海。运输大队长后期的战争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各种微操匪夷所思又莫名其妙；但他这时面对一众旧军阀还是高明了太多，基本没有哪个军阀能被他看在眼里，此后的北伐更是摧枯拉朽，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
张静江说：“我在上海加入了一家证券交易所，中正随着我一起做点交易的工作。院士先生是罕有的金融奇才，能在美国股市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所以来请您指导指导。”金融奇才这名头太抬举李谕了，完全是穿越者开挂的眼光罢了。
李谕说：“我不搞投机操作，而是以实体企业在美股上市。”
“我们明白，”老蒋说，
“但现在投机就可以赚大钱，不赚白不赚！以前美国人的股市不也这样？”张静江拉了把老蒋，然后对李谕说：“股票交易所是孙先生委托我们成立的，为了筹集革命资金，并不只是为了投机。”李谕问：“股票交易所的大股东是谁？”
“日本人，”张静江说，
“但理事长是虞洽卿先生，应当很有保障。”
“果然，”李谕说，然后又问，
“你们准备怎么操作？”老蒋说：“静江兄在交易所里尝试得到一些秘密线报；我与陈果夫则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买即将上涨的股票。”李谕有些哭笑不得，老蒋同志想得有点过于简单了，这不纯纯的股市韭菜嘛……
“你们见过美国或者英国的股市交易吗？”李谕问。张静江说：“我知道巴黎的，他们……”蒋校长打断张静江：“都说了，咱们和他们不一样，那个时代还早了去！现在就是要靠投机赚钱！”李谕耸耸肩：“坦诚讲，我虽然涉足金融，但仅仅是与几家银行有往来，并不直接参与股票市场的交易。而且按照股票的规则，这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张静江说：“原来是这样，先生莫怪，现在我们的交易所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规章或法律。”李谕叮嘱说：“正因如此，股市更加有风险，入行需谨慎！金融是所有交易中坑最多的，吃人不吐骨头那种。”蒋校长并不在乎：“能拿到银子就行，小小股市有什么难的？何况只是个初期股市，我们更有内部人士。”他铁了心要入市。
至于老蒋的投资水平，真的不敢恭维，他先后三次入市，每次都输得底朝天，倒贴进去大把钱。
第三次更是亏了恐怖的近百万元，债主天天追着他屁股跑，要不是托关系拜入黄金荣名下，老蒋可就惨了。
李谕说：“有内部人士也不见得能赚钱，因为每个人的情报有限，而市场一直变幻莫测，连最强大的数学工具都无法预测。市场有张无形大手，控制着一切，单纯的投机就像赌博。”
“无形的大手？”老蒋问，
“这是什么？”李谕说：“源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具体我很难解释，你可以买本读一下，是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有中文版？”老蒋问。李谕说：“好像严复先生翻译了一部分，叫做《原富》。”
“有时间我会读一下，多谢提醒。”老蒋说。估计老蒋只是说说，不可能去读。
张静江最后问道：“院士先生真的一点都不准备进行股票交易？”李谕说：“我对大A有心理上的恐惧，绝不做股票交易。”
“大A是什么？”张静江问。李谕随便搪塞道：“对证券交易所的简称。”见李谕不肯踏足股票交易，张静江和老蒋只能告辞而去。
但他们的心情不至于很差，因为李谕不仅是科学方面的领军人，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咋舌，不愿意搞暗箱交易，对其他人来说反而是好事。
——飞机返回北京时，李谕继续乘坐这趟航班，来个有始有终。京城目前正值国会大选之时，能够角力的无非安福系、研究系和交通系，作为研究系的核心人物，梁启超虽然已退出政坛，但怎么着也得去帮着喊几嗓子拉拉票，于是他便搭上了这趟航班。
除了梁启超，同程的还有蒋百里、林长民。梁启超对李谕说：“疏才兄弟越来越让人佩服，飞机这么难的事都让你办到了。好像你说的每句话几乎都应了验，做的每件事也都成了真。”李谕笑道：“巧合，巧合！”蒋百里非常喜欢坐飞机，兴奋道：“我在日本陪同蔡锷将军时，他屡次给我提到那次乘坐飞机一事，让我好生羡慕，今天终于如愿。”梁启超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站起来，看着怪吓人。”蒋百里说：“我看看飞机怎么投弹和空战，作为一个军人，不知道这件事太丢人。”李谕说：“百里兄弟，这是架民航飞机，一点军事作战能力都没有。”
“可惜！”蒋百里遗憾道，
“我实在想知道飞机到底如何作战，真希望去欧洲再看看！”梁启超则有些担心地说：“令人不可思议，自从我们对德国宣战后，德国越发占据战场的主动。这几个月德国人打出的‘皇帝会战’让英军退了几十里，几乎到了一战初期的局面，马上就到巴黎城下。”军迷蒋百里说：“德国《日耳曼报》的社论你们看了没，他们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世界的主宰，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观点，要么所有人都相信它，要么所有人都抛弃它，否则世界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和平。我们决心用刀剑来实现这一切，因为我们的敌人不允许用其他的方式’。”林长民说：“好大的口气，他们好像真觉得胜券在握。”李谕说：“就算自欺欺人也要这么做。”
“疏才一点都不慌张？”林长民奇怪道，
“如果德国赢了，你在上海的工厂恐怕要泡汤。”
“而且我记得疏才你和德国的关系不错，德国科学院的普朗克院士还有哥廷根的希尔伯特都和你有多年交情。”梁启超说。
“不一样，我们属于科学界人士，”李谕再次强调说，
“而且德国科学界除了少数人，大多数都反对这场愚蠢的战争。我的另一位朋友爱因斯坦先生甚至直言欧洲的政客都是愚蠢的短视者。”林长民说：“如果没有科技的加持，这场战争不至于如此旷日持久并且死伤惨重。我们若继续照着西方的路走下去，以国内的军阀混乱程度，实在不敢想象。”李谕说：“这不是科技的问题，是人类的本性。”梁启超说：“看起来疏才仍然坚定认为德国会败？”李谕说：“很明显，协约国只要能坚持到美国的五百万大军抵达欧洲战场，胜负就一目了然。德国人仅有几个月时间，只能豪赌一场。”李谕突然莫名想到了抗战末期日军的
“一号作战”，也就是豫湘桂战役，日军同样犹如回光返照般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战果。
不过二者本质上挺不一样，一战西线总体上是旗鼓相当，豫湘桂战役嘛……李谕又问梁启超和林长民：“本次选举两位有没有把握？”林长民说：“我们研究系一直不够团结，虽然有极高的声望，但组织程度不高，大家各自为战。不过这次新国会的体制及选举办法是当年任公带领我们研究系起草设计的，所以还是抱有一些希望。”梁启超突然问：“疏才兄弟，你应该也会有选票，会投给谁？你有些像研究系，但也有点像交通系。”民国初年的交通系主要成分是民族企业家，基础来自晚清洋务运动后的实业主力以及曾经控制北洋政府经济命脉的邮传部。
交通系一直把持民国金融命脉，包括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北方四大民营银行等，现在的领头人物是梁士诒。
但交通系尽管财力雄厚，同样缺乏强烈的政治抱负，运作形式不像一个政党，更具务实性和随机性。
李谕笑道：“我这一票能有什么作用？不过肯定会投给研究系。”林长民大喜：“怎么会没用，支持就有用！”梁启超说：“京城读书人众多，必然也会支持研究系，我们的赢面不见得那么小。”李谕说：“任公你做事光明磊落，但政治不是干净的。要是安福系采用一些非正常手段，将很难对付。因为他们在暗处。”梁启超说：“无论如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相比较袁世凯时代的第一届国会选举，这一次选举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只是更多的人仍旧以一种看热闹的方式和心态来观看这场大戏的上演。
大家对民主已经有了深刻的认知，但到底什么是民主还搞不清，更弄不懂民主选举的规则，态度十分不认真。
整个选举过程全是利益交换、诱导欺骗、偷梁换柱、落井下石等异常荒唐混乱的景象。
选票的行情与每日涨落情况会逐步登载在报纸上，本来是作为监督而用，但此时却成了一件可买卖的商品，儿戏到如同买菜。
大量应该发给选民的选票被截留，私自填写；安福系甚至雇用了很多混混去投票。
当然了，违规的不止安福系，只是他们做得远不如安福系彻底。很快，有着商人投机心理的交通系眼看大势已去，无意与安福系争锋，倒向了安福系，倒霉的只剩梁启超、林长民所在的研究系。
毫无疑问，全国投票的结果是安福系大胜，四百七十席国会议员中，安福系控制了三百四十二席；其余的一百二十八席，交通系控制了五十至八十席，研究系控制了二十席，其他席位由无党派人占有。
梁启超的伤心还没有停止。短短两三个月后，研究系另一个领袖人物汤化龙在温哥华遇刺身亡。
李谕此前与他见过面，那时候的汤化龙是教育部长。这次去温哥华，汤化龙是受北洋政府委托，在北美考察政治制度的运行情况，谁知莫名其妙被国党的一个刺客王昌所杀。
国党称汤化龙为
“袁之走狗，段之帮凶”，但实际上汤化龙不可能是他们的人。这种血腥暴力的手段让梁启超对政治彻底心寒。
“黑暗，太黑暗了！”梁启超对李谕说。李谕司空见惯，虽然现实相比历史书还要可怕，但总归有个心理预期，于是转而对他说：“过段时间，美国人应该会在京城再开设一所大学，任公既然有志于做学问，不如也来凑凑热闹。”梁启超说：“新大学嘛？成立后，我可以像去清华学校一样去看看。就是现在新学生的思想变化得太快，我自己都感觉有些跟不上。”李谕说：“任公要是做个白话文章，肯定能收获不少关注。”梁启超摇头说：“我可写不出吃人的文章，而且那些文坛新人实在锐利，我要是一着不慎，可能就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历史上，鲁迅与梁启超在民国后的关系就不太好。
李谕笑道：“原来您也怕屠龙少年变成恶龙。”
“恶龙？”梁启超乐了，
“好比喻，但我不会做恶龙。”